这天晚上，我梦见了莫斯科。

那些年，我做着平凡的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简单重复。

我很少跟同事们说话，没什么共同语言。

也有个别年龄相仿的，能说些关于电脑和影视的话题，仅此而已。

至于和我一样喜爱文学的只遇到过一个，年纪比我大了十几岁，因为我在单位的电脑里，发现了她打的古典诗词。

于是，我也经常暗中打几段陆游和辛弃疾的词上去。

我连文艺小青年都算不上，因为不会装逼。

心情阴郁就会激发倾诉的欲望‐‐自己是唯一的听众。

从十八岁到二十岁，每星期悄悄写三首诗。

最早记录在一本宝蓝色封面的笔记本上，后来整个本子都写满了，换了好几本黑面抄。

认识卡佳老太太以前，我常去静安区图书馆，在报刊阅览室里坐上半天，看诗刊，看收获，看莫言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

后来，思南路的顶层大屋就成了我的私人图书馆。

我在为前途而彷徨，担心自己要困在一个平凡之地度过一个平凡人生。

我害怕会像身边那些成年人那样，渐渐丧失腼腆，学会扑克牌和麻将，为了几百块钱或几包年货而争吵，在别人替你安排好的航道里随波逐流。

亲爱的小东西，当你为这些而恐惧时，也许你还有机会，如果连恐惧都感觉不到，那才是完蛋！

她这样回答我。

于是，我给卡佳看了我所有的诗。

那天阳光灿烂而刺眼。

我拿着宝蓝色封面的笔记本，还有碎米饭粘着废纸上的文字，发出浓郁的霉烂气味，交到她温暖的手掌心里。

我的后背心在冒冷汗，害怕她会批评我，就像她直率的性格。

什么狗屁不通的玩意儿啊？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果然，她淡淡地说，你没有写诗的天赋，可惜啊。

1958年，在莫斯科的广场上，每天都有人在念诗，有人念普希金，有人念白银时代，更多地在念自己的诗。

我经常独自藏身在人群里，听那些过分煽情的朗诵，偶尔也会遇到让人终生难忘的句子，就像遇到让你终生难忘的人。

那个人是谁？

卡佳面无表情地摇头，翻到小本子中的一页说，你看这首诗里有许多叙事，说明你有说故事的才能，你可以试着写小说。

我们认识一年了。

偶尔，我会陪伴她去淮海路上的国泰电影院看电影；去共青森林公园的糙坪上野餐，就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里的苏联人那样。

她的行动虽然迟缓，兴致却高得很，头发与衣服都特意打扮过。

她拿出最好吃的罐头，国产的酸黄瓜，在春天柳絮飞扬的小河边，用俄语唱起我从未听过的歌。

在邮局的营业大厅里，我常见到一个叫薛范的翻译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糙帽歌》等好多歌曲，都是被他翻译成中文的。

他是个拄着拐杖坐在轮椅上的小儿麻痹患者，我知道他是谁，却从未跟他搭讪过一句话。

而我就是那样的人，腼腆到跟任何人说话都会脸红。

但自从认识卡佳，我就变得开朗了些，至少敢与老太太开玩笑了。

坐在野餐垫上，看着上海难得晴朗的天空，卡佳说，如果我有儿子的话，我就叫他格奥尔基；如果我有女儿的话，我就叫她亚历桑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