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进化课农村宗族：命运在历史中旋转（2）严格地说，虽然孙中山先生一直诟病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但从古至今，中国农民实际上是不能没有组织的。

尽管其组织的程度可以松紧不一，组织形式可以各种各样，但组织肯定是存在的。

因为作为以农耕和贸易为主要生活内容的人群，没有组织是不行的。

农民在用水灌溉、房屋修建、生活娱乐甚至日常耕作方面，都需要合作和互助。

农村社会的民间组织是百花齐放的，有各种各样以互助为目的的会与社，也有各种半宗教半娱乐的香会、花会，还有自卫性质的看青会、联庄会和各种武会。

当然，数量最多，规模也最大的，还是宗族和宗教组织。

事实上，血缘纽带和信仰纽带是农村各种民间组织的基本组织线索。

宗族和宗教组织本身自不必说，就是那些看起来跟血缘或者信仰没有关系的组织，包括第三社会的帮会组织，都有亚血缘和亚宗教的性质（比如洪帮，有关帝信仰，有按照虚拟的血缘纽带排列的帮会结构）。

事实上，尽管政府讳莫如深，目前农村自发产生的民间组织，还是在血缘和信仰两条线索上发展最为广泛，也最为迅速。

宗族的复兴浮出水面，有些人感到忧虑，有些人感到兴奋，也有些人操心如何让它们变成现代社会的ngo。

但无论怎样看待它，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它的复兴，不是发生在大宋朝或者大清朝，而是20世纪的末年和21世纪的初年，恰好赶在了一个中国从来没有过的现代化高潮的浪峰上。

城市化的浪潮，迅猛地吞噬着乡村，中国的东西南北，内地和沿海虽然差异巨大，但受城市化的波及却是无一幸免。

绝大多数农村，都程度不等地面临着衰败的宿命。

如果说，在清末和民国的现代化浪潮中，乡村中出现了精英离乡的困境，那么，在此次浪潮中，不仅精英离开了，而且连同村里的绝大多数青壮年男女也离开或者半离开了。

由于精英和骨干成员的常年或者季节性缺席，宗族的活动，不可能十分充分。

更为重要的是，宗族生存的文化条件，或者说跟宗族相伴而生的话语环境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了。

我们说传统中国是个礼俗社会，以知书明礼为核心的礼俗运作，跟宗族活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两个泥娃娃，离了哪个都会有麻烦。

自科举废除以来，新教育和新文化的推行，已有近百年之久，除了极个别的地方，农村中已经没有什么知书达礼之人。

因此，传统习俗在卷土重来的时候，由于没有礼的支撑，显得散乱不堪，支离破碎。

在宗族活动中，拿什么来举行仪式，拿什么来协调族人，似乎都成了麻烦事或者尴尬事。

眼下，尽管有好事者在鼓吹复兴儒学或者国学，甚至组织小孩子读经，但这些东西毕竟还是城里人的小热闹，什么时候能到乡下，到了乡下能不能管用，都还是个问号。

现在，有的地方，农村宗族已经在寻求新的话语资源方面做了些尝试，比如在族规民约里，写上了&ldo;三个代表&rdo;。

但是，这种来自于庙堂之上的理论，能否变成农民日常生活的操作性话语，估计还需要很多思量和力气。

而农村中精英的散失，为这种新话语的整合与吸纳，造成了更多的困难。

当然，出路也是有的，古代社会宗族文化是由乡及城走过去，而现在则有可能外面的精彩由城及乡走过来。

我们已经看到，在有些地方，城里退休的干部和工人回到乡下，已经成为宗族和其他民间组织的骨干；城里的某些文化因素，已经因此而进入了宗族活动之中。

随着城乡之间的高度互动（打工者的定期来回），宗族组织的新资源输入，想必不是问题。

虽然，最后宗族的演变会越来越呈现出非驴非马的面目，但它们会对农民有用，而且能持续地生存下去，这就是好事。

朝堂上的变戏法花儿与皇帝皇帝的天下差不多都是凭刀枪打下来的，可是差不多像点样的皇帝都喜欢弄文做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