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加比的男友因是前东德公民免于受到叛国罪的起诉，同一规则却不适用于我。

1993年5月4日，我来到位于杜塞尔多夫的州高级法院，接受对我过去毕生事业的清算。

法院外面挤满了采访的记者和好奇的群众。

我和安德烈娅在一左一右两位律师的陪伴下艰难地从人群中挤过。

仰头望去，法院塔楼上是一只象征旧日德意志帝国的张着双翼的老鹰徽记。

这种德皇时代的遗迹在战后的德国已十分罕见。

法院门口簇拥着一群迫不及待的记者，等着这场好戏开场后好做文章。

一看到我们，呼啦一下子涌了过来。

我们穿过法院正厅，走向位于地下一层的法庭的路途中又与从后门涌入的一批记者迎头相撞。

我一把抓住安德烈姬的胳膊，疾步下楼来到安静的法庭。

　　主席台呈u型。

我的对面是正襟危坐的身穿紫色法袍的诸位检察官。

自奥地利边界被捕之日起，以及此后在卡尔斯鲁厄的联邦最高法院出席的简短听证，我对这些人的相貌已十分熟悉。

法庭里座无虚席。

我坐在这间法庭里充满了讽刺。

身为前东德外国情报局局长，我却因在联邦德国从事间谍活动受到统一后的德国司法机关的审判。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间法庭正是1975年审判纪尧姆夫妇的地方。

当年审纪尧姆时，西德政府的部长以及联邦情报局和宪法保卫局的高级官员先后来此作证。

证词一律予以保密。

为了确保作证内容不被人窃听，特别修建了这间地下法庭。

选择这样一个让人感慨万分的地点开庭绝非巧合。

卡尔斯鲁厄地区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特别要求在杜塞尔多夫法庭审理我的案子。

早在纪尧姆事件之前，杜塞尔多夫法庭就以判决之严厉而闻名。

该法院的法官在西德同行中属于最铁面无私的。

对我提出的指控书长达389页。

开庭前我的律师已屡屡碰钉子。

现在又收到了这么一份起诉书。

等待我的是什么可想而知。

5位法官鱼贯而出，各自在自己座位上落了座。

对我的正式审判终于开始了。

预审期间，我曾仔细打量过法官席上这4男1女的尊容。

一年前我在库龙受审期间出庭作证时曾见过他们一面。

库龙的受审预示着我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

看到他瘫坐在被告席上，面容苍老。

憔悴，我不禁心中一震。

拉近了看，德国统一原来就是这么回事，我默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