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手下的罗密欧们发展的女间谍能提供一流的情报的信心与日俱增。

不过这种手段使用得越频繁，被察觉的风险也就越大。

肥皂泡迟早会破裂。

但我没想到拖了这样久。

直到1979年，事情才败露。

西德驻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代表团的女秘书英格里德&iddot;加尔贝因替东德搜集情报而遭逮捕。

西德新闻媒介将这起案件冠之为西德历史上最大的叛国案。

实情是，加尔贝的确具有重要的情报价值，但并非不可缺少。

我们还有其他间谍。

然而她是一位妇女这一点似乎让人想起了玛塔&iddot;哈利。

&ldo;情人间谍&rdo;这个提法于是应运而生。

报界对此兴致勃勃，连篇累犊地加以报道。

3月，各家新闻社报道了北约组织秘书处的成员乌泽尔&iddot;洛伦岑叛逃到东德的消息。

北约的同事们看着她突然出现在东德的电视屏幕上，宣布要将自己掌握的北约秘密公布于众，一个个目瞪口呆。

　　洛伦岑在北约总部工作了12年，最后几年在作战部。

在那儿可以接触到总部的各种计划文件以及处理危机时的详细计划。

我们对她提供的有关形势分析室的工作方法的情报尤其感兴趣。

涉及政治、军事和情报方面的所有报告均汇集到形势分析室进行分析。

北约组织起草的最重要的评估报告--东西方势态研究也出自这里。

洛伦岑前脚叛逃，北约总部的一名比利时女秘书费雷特后脚也要求到东德寻求政治庇护。

东德的领导人对这些叛逃事件得意洋洋，大吹大擂。

我却为此极为恼火。

这些女人在东德突然亮相固然可以满足东德领导人对外宣传的需要，但对情报部门来说却意味着情报来源的丧失。

诚然，北约组织的雇员避难东德自然要比东德人跑到西德定居更令我们开心。

然而，她们继续留在敌营中，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机密情报远比图一时的痛快重要的多。

1979年春天，我正在某地滑雪时，听说一个名叫赫夫斯的妇女和她丈夫双双被捕。

她是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总部的一名秘书。

知道她叫什么对我丝毫没有帮助。

因为在总部我们只用间谍的化名，真名只有需要知道的人才知道。

我不想冒险通过电话向东柏林查询她是我们的哪一个间谍，于是急忙赶回总部。

路上一面收听西德电台的报道，一面猜测暴露的究竟是哪一个。

赫夫斯失踪一周后，各报头版头条又刊出波恩另外两位女秘书失踪的消息。

英格&iddot;戈利亚特在沃纳&iddot;马克斯手下工作。

后者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内一家研究外交、国防、欧洲事务和两个德国之间的政策的智囊库的头头。

过去10年里，她一直向我们提供有关西德国防战略及冷战政策方面的文件。

鉴于局势吃紧，我们决定将她撤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