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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廷根的十年,我这种怪脾气发挥得淋漓尽致。
哥廷根是一个小城,除了一个剧院和几个电影院以外,任何消遣的地方都没有。
我又是一介穷书生,没有钱,其实也是没有时间冬夏两季到高山和海滨去旅游。
我所有的仅仅是时间和书籍。
学校从来不开什么会,有一些学生会偶尔举行晚会跳舞。
我去了以后,也只能枯坐一旁,呆若木鸡。
这里中国学生也极少,有一段时间,全城只有我一个中国人。
这种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我空前绝后的读书的机会。
我在国内不是没有读过书,但是,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来看,什么时候也比不上在哥廷根。
我读书有两个地方,分两大种类,一个是有关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等的书籍,一个是汉文的书籍。
我很少在家里读书,因为我没有钱买专业图书,家里这方面的书非常少。
在家里,我只在晚上临睡前读一些德文的小说,thoas
ann的名著buddenbrooks就是这样读完的。
我早晨起床后在家里吃早点,早点极简单,只有两片面包和一点黄油和香肠。
到了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首先在餐桌上消逝的是香肠,后来是黄油,最后只剩一片有鱼腥味的面包了。
最初还有茶可喝,后来只能喝白开水了。
早点后,我一般是到梵文研究所去,在那里一呆就是一天,午饭在学生食堂或者饭馆里吃,吃完就回研究所。
整整十年,不懂什么叫午睡,德国人也没有午睡的习惯。
第46节:十年回顾(2)
我读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的书籍,一般都是在梵文研究所里。
因此,我想先把梵文研究所图书收藏的情况介绍一下。
哥廷根大学的各个研究所都有自己的图书室。
梵文图书室起源于何时、何人,我当时就没有细问。
可能是源于franz
kielhorn,他是哥廷根大学的第一个梵文教授。
他在印度长年累月搜集到的一些极其珍贵的碑铭的拓片,都收藏在研究所对面的大学图书馆里。
他的继任人herann
oldenberg在他逝世后把大部分藏书都卖给了或者赠给了梵文研究所。
其中最珍贵的还不是已经出版的书籍,而是零篇的论文。
当时oldenberg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梵学大师,同全世界各国的同行们互通声气,对全世界梵文研究的情况了如指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