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阻止辽朝骑兵的南攻，宋朝采纳知雄州何承矩的建议，在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东至泥姑寨（今天津塘沽）的九百里间，利用原来的河淀塘泊，疏通蓄水，构筑塘堤，形成南北宽十里至百余里不等、深数尺至丈余不等的防御地带，其间设立寨铺，派兵驻守。

这一工事的实际效果是十分有限的，最有力的证明就是澶渊之盟时辽朝骑兵照样直逼黄河北岸。

在对外失利的情势下，宋太宗转而把统治重点放在对内的防范和控制上。

端拱二年（989年），他声称&ldo;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外自安&rdo;，确立了宋朝以一贯之的守内虚外政策。

由于收复燕云的无望，宋朝北大门的锁钥始终掌握在辽朝的手中，不久就有澶渊之盟的订立，令宋朝背上了岁币的包袱。

这种阴影也直接影响到宋朝对夏、金关系的格局。

对辽朝来说，高梁河之战和反击雍熙北征的胜利不仅解了南京之围，而且包围了作为辽朝立国生命线的燕云十六州，难怪《辽史》有一段话称赞这两仗说：&ldo;是两役也，辽亦岌岌乎殆矣！

休哥奋击于高梁，敌兵奔溃；斜轸擒继业于朔州，旋复故地。

宋自是不复深入，社稷固而边疆宁&rdo;。

&ldo;宋自是不复深入&rdo;，意义不可低估。

辽朝不仅在这场较量中完全占据了上风，而且也表面自后晋石敬塘献燕云十六州半个世纪以来，中原国家与辽朝对这块农耕地区和军事重地的长期争夺画上了句号。

从此以后，这一地区在辽朝的统治下，社会经济有了长足而稳定的发展。

实际上，不论宋辽哪一方试图控制占有燕云十六州，都是无可非议的。

高梁河战败的次年，太宗还没有死了收复燕云的心，张齐贤有针对的上了一奏说：&ldo;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事而已乎！

&rdo;南宋有个叫吕中的学者评论张齐贤的奏议，说他只知道辽朝不可伐，却不知道燕云所在当取，当取的理由有二：&ldo;一则中国之民陷于左衽，二则中国之显移于夷狄。

&rdo;前一条理由事关民族与文化问题，在当时当然是原则性的大问题。

但从历史长时段来看，在民族融合和文化趋同的过程中，左衽之民陷于中原，中原之民陷于左衽，都是不可避免的双向代价。

后一条理由确是宋朝必取燕云的关键所在，即吕中所谓&ldo;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rdo;。

更何况燕云十六州原来就是从中原国家划给契丹的，宋朝志在必得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从契丹来说，燕云十六州一旦纳入自己的版图，就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在军事地理学上，这一地区也成为辽朝防止中原国家长驱深入的军事屏障。

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这一地区的农耕经济与其原先的游牧经济形成良性的互补，随着年代推移已经成为辽朝赖以立国的最重要的经济板块，因而辽朝殊死的保卫这一生命线也是情理中事。

也可以说，中原国家失去燕云，不会影响其原来的社会文明程度；而辽朝一旦失去这一地区，它的经济文化形态就会发生质的变化，成为类似前代突厥、柔然那样勃然而兴倏然而灭的游牧政权。

既然双方都有取得燕云十六州的历史合理性，而双方又互不相让，便只有战争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