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拥有波斯和伊拉克的农场，还有成群的骆驼、马匹、绵羊和山羊。

一队传教士穿梭于帝国，到一地去检查货物，到另一地去核实帐目。

当中国的蒙古朝廷送给波斯瓷器和药物时，波斯的蒙古人要为其中国亲属提供香料、钢铁、宝石、珍珠和纺织品。

作为搜集运送货物的回报，中国的蒙古人可以得到这匹货物的四分之三；不过，他们要输出相等数量的货物给其他地区的同胞。

忽必烈汗引进波斯的翻译人员和医生，还有一万俄罗斯士兵，他们是用来垦殖首都以北的土地的，这些俄罗斯人呆在那里成了永久居民，他们的活动一直记录在中国的官方史书中，直到1339年最后一次被提及。

尽管家族各系之间为争夺大汗之位而产生政治分歧，但是经济和商业系统继续正常运作，只有短暂的中止或因零星的冲突而走了弯路。

有时甚至在战争期间，对抗的双方也允许货物的流通。

窝阔台汗的孙子海都，是中部草原的统治者，他经常反叛其堂弟忽必烈，尽管如此，海都也仍旧拥有中国南京周围的大量工匠和农夫。

在反忽必烈汗大会期间，海都要求运回他在南京的货物，可能是出于交换，海都允许忽必烈从草原部落索取属于海都的马匹和其他货物。

蒙古帝国的政治版图主要分成四个部分‐‐中国、莫卧里斯坦、波斯和俄罗斯，这丝毫没有减少他们相互之间的货物需求。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政治分裂反而增强了他们维持古老的财产共有制度的愿望。

假如一个汗拒绝把他人的份额交给其他家族成员，那么，其他人也将拒绝把各自境内属于他的份额送给他。

共有的经济权益远胜于政治纷争。

经常性的财产分配活动逐渐使蒙古的战争线路变成了商业大动脉。

通过不断扩大的蒙古驿站系统‐‐&ldo;奥托&rdo;（ortoo）或&ldo;牙木&rdo;（ya），马队或驼队把各种消息、人员和货物从蒙古送到越南，或从朝鲜半岛送到波斯。

随着货运的增长，蒙古当局试图找到比旧有传统路线更迅速更便利的路线。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忽必烈汗于1281年发起一次重大的探险活动，以查明黄河（蒙古人称之为&ldo;黑河&rdo;）的源头并绘制成图，学者再用这些信息制成一幅详细的黄河地图。

探险队开发出一条从内地通往西藏的线路，蒙古人以此将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纳入其邮路系统。

在蒙古时代，这些新线路使西藏与中国内地在商业、宗教和政治上的联系空前加强，远远超过西藏与其他地区的联系。

在军事战争期间，蒙古官员总是竭尽全力去寻找关于敌人营地或城市的精确地图、地图集和其他地理书。

在忽必烈统治下，学者综合中国、阿拉伯和希腊的地理学知识，创立闻名于世的、最精密的绘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