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可以说，我退休以后，除了出于礼貌或昔日的情谊非请我出席不可的场合，俄国人避免与我接触。

每次我去莫斯科，与费林和舍巴尔申谈到我对东德的担忧时，他们总是无话不谈。

然而他们当时全神贯注于苏联的改革，已无暇他顾。

柏林墙倒塌后，事态发展一天一个样，几乎没人能跟上形势。

1990年10月22日，我给戈尔巴乔夫写信时恐怕已为时太晚。

我在信里写道：

我们曾是您的朋友，胸前佩戴多枚贵国颁发的勋章。

贵国曾称，我们为你们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我们处境艰难，我想您一定不会拒绝帮助我们。

我接下去问戈尔巴乔夫，他是否可以把大赦东德间谍作为他同意德国统一的条件之一。

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在回信中告诉我，戈尔巴乔夫已指示苏联驻西德大使同科尔总理讨论我这一要求。

实际上，大使只见到了科尔办公室主任特尔奇科。

1990年夏天，在西方讨论德国统一问题之前，戈尔巴乔夫曾与科尔讨论过对东德间谍人员进行大赦的问题，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克留奇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将在高加索的阿雷西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最后敲定统一的细节。

这个答复并不让人乐观。

我第一次对戈尔巴乔夫的忠诚产生了怀疑。

他总不至于把我们这些毫无防卫能力的人交给我们的老对手西德人处置吧？

1990年7月14-16日，戈尔巴乔夫在高加索与科尔总理会晤时，根本没有考虑我的请求就同意了德国统一。

在最后一轮会谈中，他拒绝向西德人提出不对我们这些人进行起诉的要求。

那时他最关心的是保持自己在西方的光辉形象。

至于他也曾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一事实，他就不记得了。

西德曾表示愿意讨论豁免前东德工作人员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会谈中刚一提出，戈尔巴乔夫就挥了挥手，对科尔总理说：德国人自己会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

40年来，为了扩大苏联在欧洲的影响，我们不遗余力，鼎力相助，事到如今却遭到了他们最彻底的背叛。

随着东德的工业资产和各种机构开始合并或出售，另一场不为人知的拍卖也悄然揭幕。

这就是为我举办的拍卖，或者说，是为我所掌握的情报展开的拍卖。

这场拍卖的出价空前绝后：我的自由。

首先跳出来喊价的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乃是我的宿敌，西德反谍报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

就在这个机构里，我曾安插了鼹鼠和双重间谍，几十年里不间断地刺探着它的机密。

1990年3月，东德举行了1945年以来的首次民主选举。

受到波恩的科尔总理联合政府坚强支持的基督教民主党人上台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