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咱们得谈谈。

我发现了一件事，非常严重的事……”

从他的声音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情绪。

与其说是恐惧，更像是真真切切的脆弱。

“告诉我。”

“不能在电话里说。

咱们晚些时候在鹰巢见。

我刚到圣埃克苏佩里，来参加晚会，得忙点竞选的事。”

一路上，在奔驰车安静的驾驶室里，我努力整理着思路。

所以，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的校园里，一共发生了两起杀人案，前后间隔不过几小时。

先是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然后是雯卡。

为了保护马克西姆、范妮和我，我母亲和弗朗西斯利用两桩谋杀的先后顺序，制造了一出以假乱真的私奔。

他们首先处理了尸体，随后将失踪地点从蔚蓝海岸成功转移到了巴黎，这才是真正的绝妙之处。

这一事件中，实则蕴藏了一种温情：父母们联合起来，情愿冒尽一切风险，也要保护当年的我们，保护他们刚成年的孩子们……可我的大脑却拒绝接受它，因为它关乎雯卡的死。

回想起范妮对我说的话，我决定打电话给一个医生，确认我心中的一个疑点。

我本想联系我在纽约的全科医生，但我只有他诊所的电话，而周末诊所不开门。

由于没有其他人可以联系，我只能把电话打给了哥哥。

说我们不太通电话，都是一种委婉的表达。

成为一个英雄的兄弟绝对是件可怕的事情。

每次和他讲话，我都会觉得自己偷了他的时间——那些时间本该是用来拯救穷困孩子们的——这让我们之间的对话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嘿，兄弟！”

他接通电话时说道。

和往常一样，他那完全不具亲和力的热情，把我搞得气力全无。

“嘿，热罗姆，最近怎么样？”

“托马斯，用不着费心和我闲聊。

说吧，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至少今天，他省了我不少事。

“我今天下午看见妈妈了。

你知道她得了心梗吗？”

“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