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高明的汉高祖刘邦，就做出了两个聪明的决定。

一是将秦代名目繁多的刑律简约到只有&ot;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ot;这样一句话，即&ot;约法三章&ot;；二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人民的负担，放弃那些暂时可以不要的盘剥，即&ot;与民休息&ot;。

说起来那时也真苦，就连皇帝都配不起由四匹纯色骏马驾驶的专车，文武百官甚至只能坐牛车，因此都能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克己奉公。

高祖的几个子孙也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力。

汉初规定地税不过十五分之一，景帝时又减到三十分之一，不满千钱的贫困户还能得到国家救济。

文帝刘恒和景帝刘启，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自己则恭俭无为，不事更张。

这样经过多年努力，就形成了帝国创立以来第一次被史家称羡不已，号称&ot;文景之治&ot;的相对安定繁荣局面。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确知，汉初这几位皇帝的克制和让步，究竟有几分出于自愿，几分出于无奈。

但可以肯定，帝国在本质上是聚敛的，尽管这种聚敛通常表现为非暴力或者非典型暴力，却不会因此而不是聚敛。

作为寄生在帝国躯体上的吸血动物，统治集团如不聚敛就无法生存。

之所以说是&ot;寄生&ot;，是因为他们在征收了赋税之后，并不像现代国家的政府那样为纳税人提供相应的服务，而是用于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包括他们的好大喜功。

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不聚敛，正如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不专制。

同样，正如最&ot;好&ot;的专制不过是&ot;开明专制&ot;，最&ot;好&ot;的聚敛也不过是&ot;有限聚敛&ot;。

它的下限，是不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如果在聚敛之余，一般民众尚能维持温饱，即是太平。

若能&ot;五十衣帛，七十食肉&ot;，那就是盛世了。

所谓&ot;文景之治&ot;便大体如此。

这就为汉武帝的大显身手提供了一个平台。

这里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比如削藩，比如铸钱，比如土地私有，比如盐铁专卖，比如独尊儒术。

所有这些，都是围绕中央集权来进行的。

事实上，统一和集权从来就没有停止自己的步伐（比如不动声色地将某些有错或无错的藩国借故削除）。

只不过到了汉武帝时，已是全面出击，左右开弓，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一直深人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首先是限制民间的财力。

这就是盐铁专卖和官方铸钱。

我们知道，冶炼、制盐和铸钱，是当时的三大暴利行业。

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理所当然地将其全部收归国有。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向豪强让步，允许民间私营，结果给帝国造成极大的危害。

公元前154年，吴王刘壕胆敢领头造反，就因为吴国地处长江下游，煎矿得铜，煮水为盐，雄厚的财力成为他谋反的后盾。

覆辙岂能重蹈？因此汉武帝软硬兼施，一面立法严禁盐铁私营，一面招募歇业的盐商铁商为盐官铁官，从此开官营工商业之先河；而那些民营工商业，则从此一直受到帝国的遏制和压榨，只能在夹fèng中艰难地生存。

其实这正是帝国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实际上，任何一个集权的社会，一个有可能由集权发展为专制的社会，都不会允许民间资本形成规模，因为那会造成一个足以与自己抗衡的财力社会。

欧洲的帝国和王国，就是被这样一些由民间资本形成的财力社会搞垮的。

中华帝国的维护者们当然不会有这样的&ot;先见之明&ot;，预见到资本社会游戏规则对专制社会王纲道统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