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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部分（第2页）

有人揭发，吴传启是由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人支持的。

他和林杰、赵易亚、穆欣及潘梓年、陈大伦等人是一伙的。

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声张。

他当然不知道，有人从他的眼皮底下偷偷地整理了一大包材料，送往钓鱼台。

收件人下班时收到了东西，并马上送到了十一号楼。

还在前三、四天时，毛泽东决定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彭真问题的决定向全国公开，在游泳池他的住地开会的时候，他突然问起了三十年代临时中央在上海的情况，询问起顾顺章和向忠发被捕叛变的问题，而且问得很详细。

这使周恩来感到有点纳闷：是不是老人家又要追究自己在三十年代执行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的“左”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呢？

毛泽东说：“恩来在大革命和搞地下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被捕过，所以不存在着叛变的问题。

刘少奇口口声声吹嘘他是什么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但他几次被捕，而且过不了敌人的审讯关。

这叫什么正确路线呢？相比之下，还是恩来的办法多。”

江青突然问道：“总理，你在三十年代是不是有一个化名叫伍豪？”

周恩来点点头：“不错，我在党内的代号是五号，以后就叫伍豪了。”

“据红卫兵揭发，他们从三十年代的报纸上发现了你的一些问题，到时候再和你讲吧。”

江青冷冷地说。

“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其实，毛泽东在这个时间里，已经向康生了解情况了。

康生说得很清楚：“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

因为顾顺章在被捕前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党的情报保卫机关即特科的具体工作的负责人，所以他的叛变对党中央各机关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

在当时形势异常紧急的情况下，周恩来挑起了全面负责处理这一事件的重担。

我和他，还有其他的同志，比如陈云等人，都参加了处决顾顺章的家属的战斗，迅速把局势稳定下来，使敌人妄图破坏我党中央机关、逮捕我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计划遭到破产。”

那天，周恩来刚进他的办公室。

房间是长方形，约三十尺长、二十尺宽，满铺地毯，办公桌和书橱典雅而朴实。

他的旁边是两厢双层花玻璃窗，下面是花丛。

右边墙角有一个门，可能是通往卧室的。

左边墙上有两个门，一个半开着，另一个关着，估计是通往内廊的。

坐下不久，秘书就送来了当天的文件。

翻开第一篇，周恩来的脸刷地变了。

那是一份报上来的材料，有江青的亲笔批示：“请总理阅示。”

材料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上海《申报》上刊登的题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全文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

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

苏联口口声声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于帝国主义妥协。

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运兵，且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

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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