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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第2页）

但他们远在国外，苏联的内务部无法使用自己的一套办法使他们就范。

其实，苏联的内务部对他们与国内联系的状况是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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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依法办事，根本用不着对&ldo;平行中心&rdo;的被告滥施刑罚。

1929年，托洛茨基离境流亡西方后，苏联国家安全部门对其严密监视。

托洛茨基和儿子谢多夫的活动、会见和联系都受到监视。

内务部对他们的通讯联络的情况尤其与国内联络和通讯情况，是相当熟悉的。

但是，有关他们与&ldo;平行中心&rdo;的成员的任何联系，包括会面，通讯以及其他形式的联络，内务部门却一无所获，也就是说，内务部根本没有证明托洛茨基与&ldo;平行中心&rdo;联系的证据。

皮达可夫在人质压力和劝说下最初作出的关于他与托洛茨基的联系的供词大意是：1935年12月，他利用出差柏林之机，给住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写了封信，请托洛茨基下达有关从经济上援助苏联国内阴谋组织的指示。

托洛茨基回信说，已同德国纳粹政府达成协议，德国将进攻苏联并帮助托洛茨基回国夺权；托洛茨基掌权后将把乌克兰割让给德国，并在经济上给予德国优惠的地位。

信中还指示皮达可夫的反革命地下组织加紧开展工业部门的破坏活动，以履行协议上承担的义务等。

皮达可夫的供词上交后，经研究讨论，决定将他与托洛茨基的通信联系换成直接见面。

故事经过这样的修改后，当然会变得更生动、具体，更具有说服力。

于是皮达可夫要直接去挪威会见托洛茨基。

内务部的头目和负责皮达可夫侦讯工作的人员只好按照上边定下的调子，开始了对皮达可夫的又一轮审讯。

经过各种手段的启发和诱导，皮达可夫终于作出了一个基本令人满意的交代，和内务部侦讯人员一起，编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

皮达可夫交代说，1931‐1932年，他利用几次去柏林出差的机会，曾三次会见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

会见是由斯米尔诺夫安排的。

在会见时，谢多夫转达了托洛茨基的口头指示，要他恢复反对派的活动。

1931年底，舍斯托夫从柏林回国后，将谢多夫交给他的一封托洛茨基的信转交给皮达可夫。

托洛茨基在信中要求皮达可夫将所有反斯大林的势力联合起来，排除斯大林及其助手，采取对抗苏联党和政府的措施。

1935年12月，皮达可夫再次出差柏林时，拿着伪造的德国护照，秘密乘飞机抵达挪威的首府奥斯陆，与侨居挪威的托洛茨基举行了秘密会晤，面商了借助德军夺取苏联政权和推翻斯大林的计划。

为了接受&ldo;布利斯托里饭店&rdo;的教训，供词中避免了多余的具体情节，使这次行动看起来是一次确实存在的诡秘行动。

当我们了解到供词的制作过程后，对于它的虚假性已无须进行分析了，况且也无须我们多劳，因为审判的组织者做了最好的自我揭露。

像制作布利斯托里饭店丑闻一样，这次他们又造出了一个&ldo;奥斯陆之行&rdo;的丑闻。

关于这一丑闻，读者在下一章就会看到。

&ldo;平行中心&rdo;的一项重要罪行是对国家经济建设的破坏。

这是审判的组织者根据&ldo;平行中心&rdo;成员的特色所设计的罪名。

&ldo;托‐季反革命集团&rdo;的主要人物被捕前或者被关在监狱里，或者被流放，或者从事一般的文化工作等，他们没有参加经济建设的领导和组织工作。

因此，他们可以被加上进行阴谋恐怖活动的罪名，但无法把他们与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活动联系起来。

&ldo;平行中心&rdo;的成员则不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担任经济部门尤其是工业建设部门的领导工作。

既然他们有这样的特色，那么完全可以把当时加速实现工业化计划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为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强加到他们身上。

而这样的问题，比如矿山爆炸事故、工程事故、日用商品的严重短缺、牲畜倒毙等因国家的经济政策失误而出现的问题，是不胜枚举的。

于是，破坏经济建设成为&ldo;平行中心&rdo;的一项主要罪行，也是&ldo;平行中心&rdo;案的一个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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