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范晔是刘宋时人，所以他论述汉事，能畅所欲言，而不必像班彪那样有所讳避。

范晔指责朝廷决策者既不讲求和抚，而频繁征发羌人当兵服役。

将帅对羌人也多欺凌讹诈，羌人饱受官吏豪强的役使和折磨，至于精疲力竭。

当时讨伐羌人的将帅，不仅驱使汉人打羌人，而且也往往诱使羌人当兵打其他少数民族或羌人。

将帅本身则&ldo;断盗牢稟，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指皇帝亲信之人，如宦官、外戚等），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白骨相望于野&rdo;。

边郡长官则&ldo;多杀降羌……倚恃权贵，不遵法度&rdo;。

有的县吏略羌人妇，以致引起羌人反抗。

如同《后汉书》卷65《皇甫规传》言：&ldo;酋豪泣血，惊惧生变，是以安不能久，败则经年&rdo;。

其实，羌人并非不知是非好歹，而一味&ldo;入寇&rdo;、&ldo;杀掠&rdo;。

比如皇甫规和张奂都是以镇压羌人而出名的将帅，但&ldo;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rdo;。

史言：&ldo;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絜己，威化大行&rdo;。

从羌人爱戴清官而仇恨贪吏这一品性而言，他们实不愧为一个纯朴而富有朝气的民族。

史书上屡有某羌寇某地的记述，而不书其所以&ldo;为寇&rdo;之由。

应该说作祟者主要为汉&ldo;吏人豪右&rdo;和朝廷权贵。

当然，羌人酋豪在反汉斗争中也有过分杀掠无辜汉民的行动。

特别是诸羌之间的相互火併，也给各种羌民造成巨大灾难。

总而言之，酿成民族纠纷和仇恨的是汉羌上层统治层，而受殃害的是各族人民。

作为羌人根据地的黄河上游、洮水及湟水地带，古时森林繁茂，禽兽众多，气候虽干寒少雨，但土质肥沃，农牧兼宜。

从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状况来看，河湟的远古文化亦仅次于黄河中下游，而不下于其他地区。

所以古羌人在内地占不住脚后，便转移到三河地区居住和繁衍子孙。

羌人与匈奴、鲜卑不同的是，羌人多与汉人杂处，因之羌人务农的成分远远多于乌桓等族。

而羌人与汉人互相学习、贸迁有无、和睦相处时期也比较多。

《后汉书》卷87《西羌传》有如下的叙述：

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

不立君长，无相统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

杀人偿死，无它禁令。

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

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强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

王教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

由上可知，羌人的优点是能吃大苦、耐大劳，而且勇敢善战，敢于反抗强暴，缺点是种类分散，不能凝聚为强固的政治集体。

所以进入汉末三国混战局面时，羌人便成为割据者挟之以攻战的工具。

从董卓入洛至献帝东归的七年中，挟持汉帝及大臣的都是凉州军阀，他们军中都有羌胡。

如郑泰当面给董卓说：

天下之拳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以为爪牙。

又如当汉朝征调董卓为少府，卓不肯离军而上书言：

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言：&ldo;牢直不毕，廪赐断绝，妻子饥冻&rdo;，牵輓臣车，使不得行。

羌胡憋肠狗态，臣不能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