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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第1页）

右派社会党人退党后，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社会党的纯洁性，使该党更为积极地领导了1960年上半年的反&ldo;安保&rdo;斗争。

尽管这一斗争未能阻止国会审议通过《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但社会党在国民中的声望继续呈上升状态。

在1960年11月举行的大选中，社会党增加了23个议席，而民社党却从众议院解散前的40席下降到17席。

另外，在1960年底社会党在总结反&ldo;安保&rdo;斗争和三池煤矿劳资纠纷的经验教训时，党的书记长江田三郎等人提出了&ldo;结构改革&rdo;的观点，试图减弱社会党的意识形态色彩。

江田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一方面要通过议会斗争和群众运动使国家的政策有利于劳动人民，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普通群众参加各种决策机构，对经济部门实行民主监督，部分地改变生产关系，以便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江田三郎还将&ldo;美国的生活水准、苏联的社会保障、英国的议会民主、日本的和平宪法&rdo;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奋斗目标。

但该观点受到社会党主流派的严厉批判，为统一党内的思想，弥补右派退出社会党后&ldo;55年统一纲领&rdo;的局限性，社会党在1966年制定了更为激进的纲领性文件。

社会党在1966年第27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题为《日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纲领性文件。

该文件将社会党规定为&ldo;领导社会主义革命&rdo;的阶级性群众政党，并强调指出&ldo;现在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rdo;；虽然战后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开始激化，出现了&ldo;繁荣中的贫困&rdo;现象；福利国家&ldo;不过是一种延缓资本主义寿命的政策&rdo;，&ldo;社会主义制度日益显示出其优越性&rdo;；在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初期，&ldo;必须实行某种形式的阶级统治&rdo;等。

尽管反&ldo;安保&rdo;斗争之后，池田内阁实施的&ldo;国民所得倍增计划&rdo;将国民的注意力吸引到经济问题上，群众运动开始转入低潮，但社会党仍然保持着战斗姿态，并利用国会这一政治舞台，与执政的自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甚至达到只要是自民党提出的法案就要反对的地步。

因此，在整个60年代，自民党与社会党的激烈对抗成为国会活动的主要内容。

在某些涉及到两党基本政策方针的法案上，更是常常因为自民党的强行表决以及社会党的顽强抵抗而引起混乱，正常的国会审议活动被迫中止。

例如1961年第38届通常国会的《政治暴力防止法案》、1963年第43届通常国会的《失业对策修正法案》、1965年第48届通常国会的《农地补偿法案》、1965年第50届临时国会的《日韩基本条约法案》、1966年第51届通常国会的《国民节庆日修正法案》以及1967年第56届临时国会的《健康保险特例法案》等等，都是引起两党激烈冲突的法案。

据统计，在60年代的每一届国会中，自民党都要强行表决一到两次。

自民党与社会党对抗最为激烈的是1968年12月开幕的第61届通常国会。

由于在该届国会上提出的法案多为执政党与在野党对立的法案，因而在社会党的拼命抵抗下，包括《提高国铁运费法案》、《公务员总定员法案》、《大学临时经营措施法案》、《防卫法修正案》等13项重要法案是被自民党强行表决通过的。

尽管该届国会会期被自民党单独决定延长了72天，但仍然有50个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案因审议未了而成为废案，致使该届国会的法案通过率只有55．7％，为战后最低数字。

三、佐藤长期政权

池田首相因病不得不在1964年10月辞职，并指定佐藤荣作为其继任者。

佐藤也是由吉田茂培养起来的官僚派政治家，尽管他批评池田内阁过分重视高速增长的经济政策，但在其执政时期，日本经济仍以较高速度发展。

佐藤认为过快的技术革新、产业现代化、新产业城市建设等不仅引起社会的激烈变动，而且也引起环境污染等公害问题。

因此，佐藤提出&ldo;社会开发&rdo;的口号，即将社会摩擦减少到最低程度，经济高速增长转为稳定增长，并与国民福利直接联系起来。

为此，1965年设置了厚生大臣的咨询机构‐‐公害审议会，并根据该审议会提出的咨询报告在1967年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70年对该法进行了修正，1971年设置了新的政府部门‐‐环境厅。

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出现萧条局面，其主要原因是过度设备投资引起劳动力及开工率的不足，企业利润大幅度减少。

特别是山阳特殊钢材公司的破产以及山一证券公司的经营危机，迫使日本银行采取降低利率、放宽金融紧缩的政策，另外政府也采取了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其中包括增加财政融资以及扩大公共事业的投资规模、减少税收、发行国债等。

经济迅速转为景气，从1965年10月到1970年7月，日本出现了长达57个月的经济繁荣，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116，被称为&ldo;伊奘诺景气&rdo;。

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除政府政策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例如较高的国民储蓄率保证了社会资本的充实；较高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劳动力的素质并推动了技术革新的实施；廉价石油能源的广泛利用；国民收入的增加、尤其是农民收入的显著增加，引起了以小汽车、空调、彩色电视机为中心的新消费革命，并在此基础上有力地扩大了国内市场；固定汇率制有利于日本以低成本扩大出口等。

1965年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排在美国、联邦德国、英国、法国之后，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5位，但到1968年，日本已超过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

1970年，大阪举办了万国博览会，有77个国家参加和6400万人次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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