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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

从1980年至1985年的5年里，深圳实际利用外资12。

8亿元，累计完成基建投资76。

3亿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初步形成了九个工业区，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

南风自此一路北上，开放之势再不可挡。

标题：　1981：笼子与鸟内容：

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1981年

如何力保国有企业，国内发生了争议。

在国有企业试点效应递减这个问题上，当时经济界出现了两种应对的声音。

以当时参与改革总体规划的经济学家薛暮桥为代表的推进派认为，放权让利改革有局限性，主张把改革的重点放到“物价管理体制改革”

和“流通渠道的改革”

方面去，逐步取消行政定价制度，建立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

他在16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说，如果当初按他的思路推进，中国经济改革将少走很多弯路。

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加强集中统一”

，“最后的落脚点是中央集中统一”

，有人因而提出了“笼子与鸟”

的理论，大意是说，企业是一只鸟，不能老是绑着它的翅膀，要让它自由地飞，但是，国有经济体系则是一个大笼子，鸟再怎么飞，也不应该飞出这个笼子。

这些论述最终说服了中央决策层，“笼子与鸟”

理论统治了未来整个80年代的企业改革思路，国有企业的改革成为一场“笼子里的变革”

。

由这一理论出发，来看待1981年的局势，其结论便非常容易得出了：国有企业的变革必须在稳定和中央的控制下循序渐进，怎么改可以“摸着石头过河”

，走一步看一步。

而当务之急，是整治那些不听指挥、无法控制的“笼子外的鸟”

，正是它们扰乱了整个经济局势。

中央的这一判断，是很能够得到国有企业们的呼应的。

很快，在各地的媒体和内部报告上出现了大量的声音，都是控诉那些计划外的小工厂如何与规范的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如何扰乱市场秩序，如何让国有企业蒙受巨大损失的。

总而言之，试点企业搞不好，都是笼子外的野鸟们惹的祸。

对形势的判断及由此而产生的方向性决策，直接造成改革政策上的大拐弯。

1981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

，先是在7日发文《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规定“个人（包括私人合伙）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贩卖工业品”

、“农村社队集体，可以贩运本社队和附近社队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履行议购合同后多余的、国家不收购的二、三类农副产品。

不准贩卖一类农产品”

、“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拖拉机、机动船等大型运输工具从事贩运”

。

继而，在30日，国务院又发文《关于调整农村社、队企业工商税收负担的若干规定》，明确指出“为限制同大中型先进企业争原料，将社、队企业在开办初期免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二至三年的规定，改为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凡同大的先进企业争原料，盈利较多的社、队企业，不论是新办或原有企业，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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