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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练军」,自然练的是「稍息、立正」的西式操法。
搞点稍息、立正阶段的训练(今日军训所谓「典」、「范」、「令」),没啥深文大义也──笔者这一辈,抗战前在南京孝陵卫,教导总队营房中,受「学生集训」,三个月就完成「营教练」(有当营长的基本知识)。
当年黄埔一、二期,亦不过如此也,何神秘之有哉?!
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
那时中国人见洋兵「敬礼」,都觉得好奇怪啊。
归而记之曰:「洋兵肃立,举手加额,拔毛数茎,掷之地上,以示敬!
……」乖乖,那时在头上拔掉几根头发,甩到地上,算是对上司「敬礼」,也不简单啊!
也得要洋教习来教啊。
其它如「正步走」、「枪上肩」……,没个洋人来教,哪行呢?!
所以练新军必用洋教习,当时所谓洋员。
但是那时欧美游民到殖民地和半殖民来教稍息、立正的,有几个不是冒险家?甚或洋瘪三呢?!
──笔者曾撰文并举实例细论文。
他们彼此之间,互揭西洋镜的记载,更是说不尽的。
这种冒险家和游民,往往就是孔子所说的地地道道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洋二流子。
但是练新军、用洋械、上洋操,又不能没有他们。
善加利用,他们是有其贡献的,只是偶一不慎,或驾驭他们的知识不足,也就易于失控而已。
那时在中国搞新军,一般都最重「德式」(蒋公后来亦然)。
一八九四年胡燏棻受命去小站练兵,和他名位相埒的总教习便是德人汉纳根(nstantvonhannecken)。
汉纳根本是李鸿章兴建海军中的要员;曾设计大连要塞。
丰岛海战时,他也是「高升号」的乘客之一。
高升被日舰击沉,我军死于海者七百人,汉氏竟以善泅幸免。
中日海军黄海大战时,汉氏亦在「定远旗舰」上与丁汝昌、刘步蟾共生死。
但汉某原非海员,黄海战后乃请调至小站搞陆军与胡燏棻共事。
汉纳根是个日耳曼人。
干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raneffciency);但处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顽固」(ranarrogance)。
而胡燏棻虽有些新思想,却没有与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经验。
不数月便自觉吃勿消,乃挂冠而去。
──这时「甲午战争」已近尾声,大清海陆两军同时全军覆没,京师门户洞开。
政府要赶练新军,急于燃眉,而朝中无人。
时势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
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游刃有余的。
治世能臣、乱世奸雄
袁世凯在甲午开战时曾在后方帮办粮台,算是大才小用。
他在朝鲜既练过新军,有知兵之名,闻于朝野,这次练兵需人,袁氏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便以「温处道」的官阶,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督练新军。
前引房兆楹论袁之文,曰,袁世凯并未实授「温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