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
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
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
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
自洛之越孟浩然唐代
保障军需之事告一段落后,肃宗又给白复安排了新的任务。白复将修建府邸的事情交给青鸾公主,全身心地投入到朝政之中。
白复身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内阁宰相,能够参与大唐的最高决策。白复这才知道,大唐帝国真实的家底。安禄山之叛后的大唐帝国,已是千疮百孔。
在安禄山造反之前,大唐的财政已经严重失衡,只是掩盖在“开元盛世”的表面繁荣之下。而叛乱爆发之后,大唐的财政问题迅速恶化,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在安禄山叛乱之前的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大唐总人口一共有八百九十万户,近五千三百万人。但是叛乱之后,朝廷能控制的人口数迅速下滑,到上元元年760年,大唐只剩下一百九十三万户、一千三百万人。户数不到几年前的四分之一,人口不到三分之一。
叛乱前后人口差别那么大,并不是战乱中战死或饿死了这么多人,而是因为朝廷对疆域失去了控制,许多人游离于朝廷的户籍统计之外。
更麻烦的是,在这一百九十三万户、一千七百万人中,有一百一十七万户、一千四百六十二万人老弱病残、皇亲国戚、世家望族、僧侣等特权阶层是不需要缴纳租庸调税的。
也就是说,只有七十六万户、二百三十七万人来承担整个唐帝国庞大的租庸调税。
由于每个人承担的税赋不可能大幅度增加,朝廷的财税收入锐减为玄宗朝的三分之一左右。
朝廷的财税收入减少为原来的三分之一,而军费开支却比之前还要庞大,朝廷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从能够控制的区域内搜刮财税。
更糟糕的是,叛军切断了京师长安和最富庶的江南之间的经济往来。
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地区,是大唐财税的中心。
扬州是运河的南方,南方的粮食都汇集到这里,再通过运河转运到汴州今开封。从汴州沿黄河、渭河到达长安,或者走黄河、洛河到达洛阳。
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南下,占据中原,逐渐切断了长安与江南的联系,江南的粮食、税赋无法运抵长安。
战争爆发后,叛军首先破坏的是朝廷的财政调拨能力,让朝廷无法利用帝国的物资来供养军队,对抗叛军。
这是一场帝国财政上的生死时速,凶险程度不亚于决战沙场。
肃宗即位后756年,首先是从商贸上寻找补贴。
安史叛乱前,大唐的税收主要针对农业,叫租庸调制,也就是对土地收取一定的租税,再对农户收取“调”农产品税,以麻布和丝绸为主,并征发每年二十天的“庸”劳役。
对商贸业,大唐朝廷一直采取开放的态度,商贸税的税率很低,且不是主要税种。也正因如此,大唐的商贸非常发达,万邦来朝,天下商贾八方云集,四海货物琳琅满目。
在租庸调制的税赋入不敷出之际,为了支付军费,肃宗开始向商人征收重税。
肃宗派遣御使郑叔清前往未遭战火的江淮、巴蜀地区,一次性向富商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财富税,即率贷。
除了江淮、巴蜀,朝廷也在天下诸道的集市和道路关卡向商贾征收贸易税,凡是一千钱以上的货物都必须缴纳。
然而,随着战事胶着,但对商贾的临时性征税仍然无法满足庞大的军费开支,朝廷必须另想办法。
此时,第五琦姓第五,名琦出现在肃宗的视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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