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深圳。其真正的特色表现在夜幕降临,从上到下,从里至外,五光十射,多彩迷人。某建筑公司一位包工头来到广州军区监察组临时落脚的招待所。他此行是为了完成公司总经理交给的特殊而神圣的使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来此之前,他已经掌握了监察组光临深圳的目的及几位监察员的底细。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军队的基建任务直线增加,那种长期以来一直延续着的军队营房自己建的格局被打破,地方的建筑公司、五花八门的包工队,蜂拥着挤进了绿色军营。总后勤部对新疆部队的200多个基建项目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水分竟达16%,以此类推,全军每年基建项目白白流失的金额达4亿元之巨。为了堵塞这个漏洞,总后勤部请来了精通财务的45名离退休老兵,组成监察组,担负起全军基建财务监察任务。他们都是在建筑工地上滚了大半辈子、精通基建业务的行家里手,不论大小工程,只要经他们的手一过,一般都能挤出20%的水分。这个包工头同时也了解到,每个监察员的月聘金不过百十元。这在有钱的深圳人眼里,真是不屑一顾。然而,这些老兵却欣然应允,可见他们对于钱的渴求。世界的万能钥匙只有一把,那就是金钱。包工头信心十足地敲开了监察组负责人易哲煌高工的门。他开门见山,直陈来意:“我们公司总经理十分赏识易高工的才干,想聘你为本公司的顾问,月薪2000元,每年旅游两次,费用公司全包。而且用不着每天泡在工地上,只要坐在家里给我们看看图纸,编编预算就行了。”易哲煌问:“真有这等好事”?包工头笑了:“在深圳,这算不上什么。如果效益显著,每项工程还可以提取数目可观的奖金哦。”易哲煌也笑了:“我明白你的意思,说穿了,就是要我帮着你们坑害建设单位,坑害国家,达到你们自己多捞一把的目的。实话说了吧!你们就是把整个深圳给我一半,我和我的同事也不干这种昧良黑心的事。我是个军人,是个老兵,我需要的是正义!”
包工头好不狼狈,灰溜溜离去。他走上大街,顿觉眼前的深圳黯然失色,没有了先前的光彩和神气。这个监察组,从形形色色的贪婪者口里为我军追回了上亿元人民币。45名普普通通的离休老兵,45棵不朽的青松。
将军,闪光的头衔,响亮的称谓,用热血刷写,用赤诚铸就。打江山,将军出生入死,顶天立地。守江山,将军呕心沥血,搏风击雨,赢得亿万人民的敬慕和信赖。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滚滚而来的新形势下,将军身居要位,两袖清风,廉洁自律,永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军人本色,更是令全国人民钦佩和敬重。年初离世的陈再道老将军,生前不仅以“勇”著称,而且还以“俭”留名。他和老伴张双群的工资都由工作人员专管:每月进多少、出多少,要建立一本账,按月进行结算。他嘱咐工作人员:要严格把握经济开支。并语重心长地说:
“在经济问题上,小家庭与国家这个大家庭一样,一定要有计划,该花的钱一定要花,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花。”
在饮食方面,他规定:除逢年过节和家里来客人时可增加两个菜外,平时一概四菜一汤。子女们都回来吃饭人多时,每个菜的量可多一点,但菜的个数不能变。直到他逝世,一个10口之家,在饮食方面的开支,每月都保持在400元左右。按现在的物价水平计算。能吃到什么呢?上顿没吃完的饭菜,下顿热热再吃。若有饭粒掉在桌上或衣服上,他马上捡起来吃掉,对子女们也是这样要求。他常说:“每粒粮食都凝聚着农民的血汗,浪费就是犯罪。”在他病重期间,血色素降至6克,这对于一个80多岁的老人来说已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子女们和工作人员商量买了几斤甲鱼给他补身体,他知道后便说:“这么贵的东西,以后不要买了,别去花那个冤枉钱。”将军穿着上一贯朴素。在晚年,他一套中山装一穿就是数十载,衣领、袖口、裤脚补了又补,圆领汗衫多处是洞,仍舍不得丢。子女和工作人员商量请人给他做套新衣服,却被他拒绝了。他说:“穿衣不在于新旧,而在于整洁。衣服破了补补还可以穿。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能丢。人要知足,不要忘本啊!”
他逝世后,组织上和他的子女们为他最后的穿衣着了难,竟找不出一套合适的衣服,只好找出两套过去他穿过的衣服,照其尺寸和式样做了一套军服。这对常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他就是这样俭朴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总参所属测绘学院院长高俊少将的女儿要结婚了。在商量筹备婚事时,高俊却和蔼地对女儿说:“就你们的收入,短期内买不起小汽车,平时也养不起小汽车,仅结婚时坐那么一次,没多大意思。我看还是骑自行车好。”做女儿的最理解父亲。结婚那天,女儿高高兴兴地骑自行车进了婆家的门。有人对高俊说:“孩子结婚一辈子就这一回,坐一次车也不过分嘛!”他却笑着说:“人生一辈子一回的事多着,一次不过分,多了就过分了。我不能开这个先例。”
总参某研究院,不仅政委高文江居住斗室,另五名院领导也没有住上标准房。近两年,院里新盖了近百套住房,每次分房都是向科研人员倾斜。科技干部优先分房,而院领导却以普通干部的身份统一评分,不搞任何特殊。他们虽然身居斗室,科研工作却取得显著成绩。仅近几年就完成科研项目200多项,其中获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160项。
高文江深有体会地说:“一个单位党风如何,关键是看党委‘一班人’能否身体力行。”
蔡康生少将在总参装甲兵部副部长岗位上工作,分管装备研制和生产,经常深入部队和兵部所属企业调查研究,悉心指导。每到一地,他都“约法三章”:不准超标准招待,不准以任何形式赠送礼品,不准安排游山玩水。一次,他到一家住地比较偏僻的军工厂检查工作,工厂的同志觉得首长一路颠簸,来一次不容易,想招待他一下,吃饭时,蔡康生看到没按规定办,坚持不入席,直到把高档菜、饮料撤走后,才露出笑容。他对陪同就餐的厂领导说:“别怪我让你们下不来台,还是老老实实地按规定办事,咱们心里都踏实。”
这需要巨大的勇气,这需要坚强的毅力,如同当年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英勇堵枪眼。对此,著名作家、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谭谈的切身经历和深刻感受,更能映衬出陈再道、高俊、高文江、蔡康生们所作所为的不易和可贵。
1985年冬,谭谈到冷水江市深入生活,兼任那里的市委副书记。到任不久,他下乡去调查研究。第一个点是金竹山乡。谈完情况以后,已是中饭时节。乡里的几位领导陪他到食堂用餐。桌上摆着鸡肉等四五样菜。他原想是和乡里的干部们一样,在食堂用一份普通的饭菜,没想到竟搞得这样的“特殊”,心里很不好过。饭后,他坚持要付款。乡里的同志硬是不肯,司机也劝他,说其他领导下来也是没有付款的。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乡里只好按当时的有关规定,收了他和司机各三角六分钱。
星移斗转,日月轮回,不知从何时起。他这三角六分钱硬是交不出去了。且用餐的规格越来越高。每当告辞离开那里的时候,心里极不好受。车子开出好远,心里还堵得慌。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又是一些时日过去,他这种做了亏心事的心情渐渐地淡去。离开的时候,还是照例地说一句要付款,别人不收,也就罢了。用完餐,嘴巴一抹,钻进小车就走心安理得。似乎人家理所当然地要招待他似的。
近些年来,这种风气愈演愈烈。不久前,他到八九个地市跑了跑,每到一地,都是好几百元一桌的酒席。晚上,还要他们去舞厅“潇洒地走一回”。他不从,但他又不敢态度太坚决,心情十分矛盾。你不乐意这样,你知道别人乐不乐意这样呢?于是,他只好随大流地钻进那有空调的“雅座”,守住自己的一张嘴。水鱼上来了,他说他不吃这类爬行动物的;蛇肉上来了,他说他怕腥;晚上去舞厅,他说他不会;主人安排最靓的教师教他,他说他有一本最好的书还剩一点点没看完。他不敢理直气壮地反对用公款请吃,用公款请跳舞。似乎那样做,自己理亏。这位领导作家的作家,对自己的行为作了深刻地反思:“社会就是这样地改造我,就是这样地改造人。我,就这样地演变着,许多人也就这样地演变着。”
这位有良心、有责任感的作家向社会大声疾呼:
“社会改造人,人不一样可以改造社会?想想当年,我们党怀着改造社会的宏大志向,领导穷苦人民,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使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全新的变革。使整个社会的风气发生了全新的变革。我们的敌人时刻幻想用糖衣炮弹把我们打垮,但过去,我们党及时挖掉了滋生在自己肌体上的毒瘤?最近,听到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使我们备受鼓舞。总书记的讲话,表明了我党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表明了我们党反腐败的决心一直没有动摇。我们希望听到杀掉那些确实腐烂透了的张子善、刘青山似的显赫人物的枪声。挖掉生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清除这些烂肉,我们党的肌体将更加健康、更加富有战斗力!”
这是许许多多党员、干部、军人和人民大众想说,而一时没有说出的话。人民的作家,代表人民说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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