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叫陈布雷写对张、杨训词时又说：&ldo;张汉卿年幼无知，犯上作乱，而杨虎城则是真正的肇事者。

他利用张天真，阅历浅，由张出面。

戴笠几次报告：张汉卿是不主张杀我的，而杨虎城几次要加害于我，是张汉卿派自己卫队严密保护我的。

张汉卿可以不杀，但是军纪国法的尊严要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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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蒋介石被扣，陈布雷是同情的；对于张、杨这种兵谏的行为，他开始也认为是犯上。

但是当他了解内情之后，又感到张学良并无作乱的意思，也没有&ldo;弑君&rdo;的企图，特别是亲自送蒋回来这一举动，陈布雷认为张学良态度磊落。

可是现在要对张学良审判，他又感到不是滋味，他的书生气又发作了。

&ldo;政治啊，政治!&rdo;陈布雷很烦恼，他感到这一切都像在做戏……

这一切都是陈布雷的内心矛盾，而对蒋的忠诚与正统思想的统制，对整个西安事变态度是完全依附蒋介石的思想的，而且竭尽全力在舆论方面为蒋介石做足了文章。

陈布雷在西安事变中大造舆论（1）

左舜生有一回忆说：&ldo;西安事变爆发，布雷于国民党临时中常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后，过余寓长谈，对事变前途，表示充分忧虑，认讨伐与轰炸为操之过急；对冯玉祥态度更不放心；并告余曾力阻蒋夫人前往西安，已为所拒。

余乃根据种种事实与理由，告以决无危险；盖张性冲动而顾虑甚多；张、杨临时偶合，决难同恶相济到底；中共在藉抗日以求生存，实无加害于蒋先生之必要；蒋夫人能使紧张状态趋于缓和，有利无害；宋子文与张私人关系不恶，能毅然一行，必可迎刃而解。

布雷于余说亦首肯，但余视其出门时之面色，似仍疑

信参半也。

事出非常，当时全国谁不焦虑?谁不悲愤?布雷先生对领袖一片忠心，虽感忧虑，却做了不少工作。

如不同意《大公报》张季鸾先生运用某方的外交力量的主张。

因为请求他国过问一国的内政是引狼入室，损害国家主权与独立的事，而要他在报上拥护中央讨伐立场，因此，《大公报》接连有四篇评论：12月14日《西安事变之善后》一文，提出三点：（一）须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宽容不咎之前提条件。

（二）万不得已最后之时，勿用戡乱手段，所有调解斡旋之力宜用无不尽。

（三）各省各界宜一致镇定团结，维持大局；同时宜考求消弭内忧之方法。

今日为中国民族政治能力之最重大试验，切须避免西班牙之覆辙，勿令人人呼号救国而结果竟糜烂以自亡。

16日评论：《再论西安事变》一文，再提出三点：（一）深望阎（锡山）副委员长以代表晋绥前方将士资格，迅速向西安方面竭诚劝告，以图挽回。

倘其有济幸也；其必无济，亦可使全国同胞，洞明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