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杆──
既然是&ldo;参与&rdo;了,那么,他进一步推断,凭我的写作能力,必然是胡锡涛先生那篇《评斯坦尼体系》的&ldo;主要执笔者&rdo;,而且加强语气,特地注明&ldo;无疑&rdo;。尽管胡锡涛先生多次抗议,声明那篇文章完全是他的,与我一字无关,但古先生还是从胡锡涛先生手里一把夺过来硬送给了我;
第三杆──
胡锡涛先生写的那篇《评斯坦尼体系》发表于一九六九年,发表时署名为&ldo;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组&rdo;,因此,古先生再大胆地跨前一步,断言我在一九六九年参加了这个组。这一来,使得当时在外地农场数百名难友天天见到的我,成了一个假人;
第四杆──
斯坦尼演剧体系,早在中苏交恶后已被中国戏剧界批判了很多年,胡锡涛先生的文章究竟有什么&ldo;政治要害&rdo;呢?按照大批判惯例,古先生从上而下,先从中国最顶级的政治问题上寻找挂钩的可能性。可能是灵光一闪吧,他想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有一个养女叫孙维世,早年似乎在苏联学过戏剧;
第五杆──
孙维世在苏联学戏剧时,学的是一些什么课程?不太清楚。但推断下来,大概会有斯坦尼演剧体系的课程(古先生显然不知道苏联还有不少其他演剧流派)。那么,胡锡涛先生批判斯坦尼体系,是不是就是在批判那门课程?既然有可能是批判那门课程,那么,是不是也有可能在批判学过这门课程的所有学生,其中包括中国去的留学生?
第六杆──
这就可以用力挥击一棒了:批判斯坦尼,就是批判周恩来养女早年可能学过的某门课程,问题终于联系到了顶级政治;
第七杆──
更严重的是,孙维世在&ldo;文革&rdo;初期去世了。她是怎么去世的?有可能是因为有人在批判她早年学过的某门课程,她出于对学习生活的迷恋,心里受不了。于是,古先生勇敢地得出结论,胡锡涛先生写的那篇《评斯坦尼体系》给孙维世带来了致命打击;
第八杆──
胡锡涛先生与孙维世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对她实行致命打击?想必,是江青布置的;
第九杆──
江青地位这么高,又不可能认识胡锡涛先生,那是怎么布置的呢?没有任何旁证,可见是&ldo;直接布置&rdo;,也就是咬着耳朵密授机宜,当然不会让第三人知道,因此也不可能拿出证据;
第十杆,终于可以进最后一个洞了──
既然古先生早就判定我是胡锡涛先生那篇《评斯坦尼体系》的&ldo;主要执笔者&rdo;,那么,所谓&ldo;接受江青直接布置&rdo;、&ldo;给周恩来养女孙维世带来致命打击&rdo;云云,也全都转嫁给了我。他在批判文章中说到这起人命大案,主语也都改成了我的名字。
经过这样的推断所得出的结论,他居然堂而皇之地公开发表了。
先是零星地发表在北京、天津、广州、武汉、太原、合肥的报纸、杂志、学术刊物上,最后,在广西南宁的一家学术刊物上集大成。
这位先生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潇洒风度,不经意间揭发出了一起直接关系到周恩来、江青的顶级政治命案,而他所揭发的内容,又从未出现在任何&ldo;文革&rdo;史料和国家级的审判中。
更令人惊叹的是发表他这些文章的那么多报纸杂志。对于这种异想天开的&ldo;史实&rdo;,刊登前和刊登后都没有征询过我这个当事人的意见,甚至连发表的报刊都从来没有寄过。从上海到全国,所有发表类似诽谤文章的报刊都是这样,连一些号称&ldo;知识分子良心&rdo;的著名报刊也无一例外,更不待说那些很少谈文学的文学报刊了。中国大陆报刊的管理体制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产生&ldo;对立制衡&rdo;,从发表的第一天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并由此联动全国。这就是说,它们已经动用公权力完成了一宗全国规模的严重诬陷事件的全部程序,却不愿意对被诬陷者&ldo;询问&rdo;一句半句。这便是我们的新闻法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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