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英、俄、法、美四国公使正式驻京。

按照中俄条约，俄使可与军机处来往，他国公使当然可以援行，但非清廷所愿。

因为军机处掌理最高军政，不惟涉及机密，亦有关体制。

再者，今后中外交涉益繁，必须悉心经理，专一其事，期能合乎机宜。

恭亲王等考虑的结果，拟订《办理通商善后章程》六条，其中之一为京师设立&ot;总理各国事务衙门&ot;，以王大臣领之，并派军机大臣兼管，庶免歧误。

应置司员，分别于内阁、部院、军机处各司员章京内挑取，轮班入值。

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诏如所议，派恭亲王与桂良文祥办理。

此为中国专设外交机构的开始，亦为关于新政的第一项措置。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名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

恭亲王以中外交涉不限于通商，为免外人滋生疑虑。

对外简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删去&ot;通商&ot;二字，通称为总理衙门，再简称为&ot;总署&ot;或&ot;译署&ot;，性质与军机处颇多相似之处。

其一，两者均为临时组织，并非正式官署，拟俟外国事务较简，即予裁撤。

实际上今后洋务日多一日，终成为永久机构。

其二，两者的组织均为委员制，各有首领一人，大臣均为兼任，司员由他处调用。

总署大臣初为三人，仅文祥为军机大臣。

稍后恭亲王、桂良均入军机处，续加入的宝鋆亦系军机大臣，总署与军机处几成一体。

军机大臣通常四至六人，总署大臣常在十人左右。

其三，两者的名实均不相符，军机处原司用兵机密，后成为一切政令之地。

总署原司中外通商交涉，后成为洋务的总汇，商务、教务同归办理；海关、轮船、火器、学堂以及铁路、电线、矿务、海军等，凡与西洋有关的新政，亦无不由其筹划主持。

简言之，同、光年间的自强事业，俱属于总署，成败亦系于总署。

恭亲王主持总署约二十四年（一八六一至一八八四），在此其间，军机大臣兼值最久的为文祥（一八六一至八七六）、宝鋆（一八六一至一八八四），后为沈桂芬（一八六九至一八八〇）、李鸿藻（一八七六至一八八四），文祥又为早期的关键人物。

恭亲王等拟订的办理通商善后章程中有一条为南北口岸分设大臣，理由是口岸增加，北起牛庄，南迄琼州，地方辽阔，如仍俱归原设的五口钦差大臣办理，&ot;不独呼应不灵，各国亦不愿从。

且天津一口，距京甚近，各国在津通商，若无大员驻扎办理，尤恐诸多窒碍&ot;。

时五口钦差大臣，已字广州移置上海，先由两江总督兼任，旋由驻上海的江苏巡抚署理。

天津开埠后，以直隶总督不能专驻该地，将天津、牛庄、登州三口合设一办理通商大臣，遇有要求，会同直隶总督、山东巡抚、奉天府尹办理，通称为北洋通商大臣。

旧有五口及新增长江沿海各口，仍令驻上海的钦差大臣办理，通称为南洋通商大臣。

通商大臣的设置，除上述理由外，尚别有用意。

一则各口事务如有专人办理，总署既可减轻负荷，必要时复可用作缓冲。

再者中外交涉，均在天津、上海办理，驻京公使，将无事可为，日久或自行退去。

一八七〇年以天津对外交涉日繁，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改以直隶总督为钦差大臣，所有洋务、海防事宜，均归经营，每年春间移驻天津，冬令再回保定。

这时直隶总督巳为李鸿章。

同年命两江总督曾国藩充办理南洋通商事务大臣。

从此南北洋通商大臣，成了两江、直隶总督的固定兼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