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乱对于政治军事的影响，亦至重大。

显而易见的为正规军的没落，代之而兴的为地方练勇，即湘军与淮军，以及其他私人武力，如云南的岑毓英，甘肃的马占鳌。

八旗军久已空有其名，绿营亦骄顽腐窳。

江南大营两次陷落，其主力几乎全部崩溃。

保卫湖南，肃清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克复金陵，底定闽、粤的为湘军，平定江南、闽南，及捻乱的为湘、淮联合军。

至于广西、贵州、四川、陕西、甘肃、新疆的底定，固均湘军之力，云南的底定湘军亦与其役。

简言之，二十余年大乱之削平，无一不赖湘、淮军，尤其是湘军。

清的统治之得以续延五十余年，可说是湘、淮军所给予，但是清的权力已日益削弱。

清廷既侍湘、淮军削平大难，湘军转战十八省，淮军的踪迹亦遍及长江、黄河下游。

军事甫了，各省要区，悉以湘、淮军留防，成为劲旅，称为&ot;勇营&ot;。

绿营益同虚设，因就中选择训练，编制、饷章，悉仿湘、淮军之制，名曰&ot;练军&ot;，始于直隶，各省相继蹈行。

此为近代兵制的一大改革。

其实绿营与湘、淮军互有利弊，绿营官皆选补，士皆土著，兵非将有，为国家的军队；但官不久任，兵为世业，训练不施，心志不固。

每遇征调，临时抽选，临时命将，兵与兵不相习，将与兵不相知，团结不坚，指挥不灵，自难言战。

湘、淮军上下一体，有如父兄之与子弟，&ot;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ot;；委任专而事权一，形成一利害团体，人人肯出死力。

其流弊则是国家的武力变为私人的武力，而以淮军为尤甚。

湘军的领袖多为儒士，有其抱负，重尚道义，不必全视曾国藩的举措为向背，不惟王[上（金）下（王王）]、左宗棠如此，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杨岳斌、彭玉鹏亦各有其是非。

淮军为后起，而日后对中国的影响远在湘军之上。

淮军将领流品不齐，出身与教养，多不能与湘军相比，十之八九为乡里豪强与不学武夫，志在富贵，惟李鸿章之命是从；李亦以利禄驱策之，非他不能督率统慑。

继承他的衣钵的为袁世凯。

湘军饷糈来自捐输、厘金、盐课，多由自筹，如不得疆吏合作，事至不易。

湘军将领初任巡抚者，除甫抵任即战殁的安徽江忠源外，仅一湖北的胡林冀。

清廷虽采以汉制汉政策，而对于转战七年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不仅不给以尺地寸土，亦未予以正式统兵名义。

直至江南大营第二次崩溃，始不得不授以残破的两江。

及浙江糜烂，复命兼办浙江军务。

此后七年之间，湘军出身之任封疆大吏者，有广西巡抚刘长佑，旋升直隶总督，安徽巡抚李续宜，浙江巡抚左宗棠，旋升闽浙总督，江苏巡抚李鸿章，后署两江总督，迁湖广总督，江西巡抚刘坤一，广东巡抚郭嵩焘、蒋益沣，陕西巡抚刘蓉，湖北巡抚曾国荃，湖南巡抚李瀚章，云南巡抚刘岳昭，后升云贵总督，陕甘总督杨岳斌。

他如河南巡抚严树森，江西巡抚沈葆桢，与湘军亦有相当渊源。

湘人&ot;苟能军，无不将帅者，苟能事，无不轩冕者&ot;。

是后四十年间，两江总督几乎是非湘系将领或与湘军有关的人物莫属。

自一八七〇年起，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位居督抚之首，拥有数万新式训练装备的淮军，分驻近畿、江淮，控制江南、金陵、天津三大兵工厂，国防外交，一归其经划。

一八六〇年以前，督抚以旗人居多，自是日渐减少，最后不及十之一二，代之者虽非尽属湘、淮系统，而湘、淮将领实奠其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