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最重视中外陆上之防，对于海上诸番则一仍旧贯，且优遇有加。

一以互市有裨国用，一以番商颇称恭顺，鲜不法越轨行事。

元代南海贸易之盛，不让于宋，泉州（刺桐）与地中海的亚历山大城并称为世界两大港埠，经常泊大舶百艘，小船无数。

唐以前往来南海的多为番舶，其后华船渐增，十三、十四世纪之时，印度洋的航权实操于中国人之手。

中酉陆路关系，唐末以迄南宋，不复存在。

北方的契丹与西方虽有往还，不过契丹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

经过蒙古西征，不只恢复了彼此中断四百年的陆上交通，且更为直接，然其影响于中国者，远不若欧洲之巨。

西征目的在于掠夺，汗国建置，在于搜括。

西征之后，欧亚间曾有短期的和平，普置驿站，往返十分捷便，西方的外交、宗教使节与商人、旅行家络绎东来，欧洲之于中国确有所获，中国则一无所得，原因为蒙古人并无将异域文化输入中国的愿望与能力。

明太祖推翻了蒙古的黑暗统治，重建汉族政权，典章制度、风俗习尚，自谓上绍唐、宋，实质上去唐甚远，而与宋为近。

&ot;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ot;一语，充分表露出狭隘的汉族至上意识，沿边遍置关隘，显然不是进取之象。

对于南海诸国，虽曾加招渝，但只求其不为中国之患。

继以倭寇之故，下令禁海，不许通番贸易，仍系锁国退守措施。

十五世纪初年，明的政策一度转变。

成祖锐意经营四夷，对塞北五次亲征，对东北命使抚绥，对西北复通贡市。

郑和七次西航，尤为壮举。

踪迹远达红海及非洲东岸，海番&ot;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稀，充裕府库&ot;。

此一盛况，为期仅二十年。

下番海船，完全停止。

此后百余年间，瓦刺、鞑靼接连内犯，北京岌岌不守。

今日的长城，均此时所筑，虽为限胡骑，亦为隔内外。

同时中、日纠纷层出，倭寇猖獗，沿海被害最烈。

千余年来，中国视海上互市为利薮，至是则为祸源，&ot;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ot;，亦即海禁甚严，中国遂真正进入闭关时代，认为与外族接触，害多于利，甚至于有害无利。

影响明人的对外观念尤深的仍为学术思想。

中国的真正君主专制政治，形成于明。

太祖规定非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尤特崇朱熹。

八股取士，亦为他所制定，以宋儒的解说为考试用人的标准，不许自作议论，认定自朱熹以来，圣道已经大明，不烦后人发挥，泯灭了士子的智慧，虚耗了有用的精力，阻遏了整个民族文化的进步。

十六世纪时王守仁指摘宋学束缚了身心的发展，倡心即是理，心明乃见天理，颇尊重个人的思想自由。

结果反愈流于空疏，士风日陋，人才日衰，上焉者只知论性谈天，下焉者，疲精死神于举业，&ot;不惟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时之刑、名、钱、谷，亦愕然罔识&ot;。

&ot;中国嚼笔吃毫之日，即外夷袜马利兵之日&ot;。

迨外患日急，虚骄之气不减，既不能战，又讳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