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讲话的是一个妇女，就是把我从大客车接过来的两位妇女之一。

谈话进行得很生硬，但很安静，任何人只要想要叫喊，或是表露出一点点胸中澎湃的感情，都立刻被她严厉地喝上。

没有一个人说一句乌兹别克人的坏话，没有翻老账。

相反却说：

&ldo;当我们到这边来的时候，当我们挨饿的时候，他们把最后一块饼子分给了我们……

然后又说：

&ldo;可是在乌兹别克斯坦上大学的人有多少？您知道吗？他们当中梅斯赫蒂人又占多少？这就是问题嘛！

我们，是干活的牛马。

我们只能在黄土地上打磨磨。

这就是人们指给我们的路，不是直截了当，但却是毫不含糊。

我们再也不愿意这样活着了。

我们要回格鲁吉亚。

不一定要明天，或者后天，我们明白，那边已经有别的人把我们的士地占了。

但一定要对这个问题做个原则性的决定……&rdo;

谈判中作出紧急决定，用军用飞机把难民营的人运送到俄罗斯腹地。

早在我起程来到乌兹别克斯坦之前，我们就已经商量好，可以在俄罗斯联邦的8个州安置他们，而军用运输机也在费尔干纳机场做好了准备。

不过谈判结束后并没有让我们立刻就走。

还是同样的一套办法：由壮小伙子组成的人廊，由两名妇女挽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胳膊。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一个健健康康的人，需要由妇女们来挽着胳膊。

后来才听有人对我说，他们有个风俗，就是如果一个男人跟妇女在一起，那么谁都不许动他。

所以她们才从两面夹起来保护我。

临时用木板搭起来的讲台，l5万群众‐‐老人坐在晒得滚烫的土地上，妇女们穿着黑袍，还有孩子。

下边一片嗡嗡声。

不是交谈声。

那是受苦受难的人民痛苦的呻吟。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不管是以前，还是后来。

仿佛是那晒得焦烫的土地发出的悲痛欲绝的心声。

难怪这片靶场的名字叫做&ldo;仇恨和悲哀之营&rdo;。

一个与我同行的妇女‐‐委员会的委员‐‐没有任何开场白，就宣布让我讲话。

全场一片死一样的寂静。

讲话很短。

宣布了跟委员会达成的协议。

号召他们赶紧迁移到新住地去。

这时从前排站起一位白胡子长老对我说：

&ldo;在接受您的建议之前，请您回答我们，雷日科夫同志：土耳其族的梅斯赫蒂人在40多年前背井离乡来到这里，是他们的错吗？&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