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歹都是读书种狗血淋头的文人们古来文人之厄，莫过于文字狱。

大约文人所依仗着的，不过一枝秃笔，不弄点什么在纸上，甚至刻成书，就难受。

当然，这一不难受就容易出事。

在皇帝的治下，政治上的忌讳是免不了，白纸黑字的议论，如果政治上不正确，又恰好碰上个过敏的主子，再加上若干条鼻子特好使的狗，那么就有可能倒霉。

有明一朝，在开始的时候，朱元璋识字无多，文字狱往往都是阿q式的，自家秃头，忌讳人家说光，偏有那么些小文人对拍马屁特别有兴趣，自投罗网，结果一个接一个地莫名其妙就丢了性命。

到后来，随着皇帝的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字狱的水准也水涨船高，稍微像点样了。

比如李贽放言无忌，捧秦始皇，赞美私奔的卓文君，说伺候了四朝皇帝的冯道的好话，连对孔子都敢说三道四，宣称不一定以其是非为是非。

虽然文革时批儒评法的当口，很让江青和梁效们受用，被树为法家的典型，著作还被印成大字本，广为发行，但在李贽活着的时候，给他带来的却是灾祸。

‐‐被捉进官里，断送了老头皮。

历朝历代，论起来，还是清朝文字狱最红火，康雍乾盛世百多年，就闹了百多年的文字狱。

不仅传统的政治不正确的话题依然，而且又新添了许多敏感领域，不仅狄夷这种字眼犯忌讳，连明、清、朱、红都碰不得如果你不小心说出了一个以前看起来是常见的词组：浊清，皇帝肯定会龙颜大怒，说你把&ldo;浊&rdo;字加于国号之上，是何心肠？甚至如果你在诗文里多用了几个日月，也可能被人告发，说是别有用心‐‐念念不忘明朝。

不过，要我说，文人最倒霉的，还不是在文字上遭灾，如果真是在文字上触犯了忌讳，尽管断送了老头皮或者不老的头皮，在后人，还多少能赢得几分赞誉，被夸成有勇气，甚至有见识。

可是那些被以另外一种名义修理的文人，不仅当时很惨，过后也得不到后人的好评，在今天看来，属于晦气到家了。

清初的吴兆骞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

吴兆骞是明末清初之季，江南有名的才子，这样的才子，在明社为屋之际，尽管没有顾炎武、傅山、张煌言、夏完淳那样的恢复之志，但多少不免有些家国之慨。

虽然很快就出来应试，做了顺民，但对于清朝皇帝来说，这种人还是有欠修理的地方，至少为了惩罚江南地区士大夫的不安分，也要弄点名堂杀一杀这些人的傲气。

于是，科场案出来了，凡是被举报的考官考生，统统丢了吃饭的家伙，而取中的举子，则被押到北京，俩兵丁拿着大刀看一个，让他们在皇帝面前当场考试。

江南才子吴兆骞就是被押解到京，在杀气腾腾的考场上考试的一个倒霉鬼。

一种说法是，从来都娇生惯养的吴兆骞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不免浑身颤抖，握不成笔，结果交了白卷。

还有一种说法是，吴兆骞被押进考场之后，傲气陡起，说我吴兆骞考个举人还用受这种气，一字不写，交了白卷。

不管哪种说法是对的，反正吴兆骞交了白卷，而且因此被流放到了极边之地，到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给披甲人为奴了，再重一点，就是绞刑了。

尽管吴的文名早已上达天听，皇帝应该知道，此人的白卷不代表他只能靠走后门才能考上，但处分依然是这么重。

吴兆骞在宁古塔的冰天雪地里，背着考试作弊的罪名，一待就是23年。

最后还是一班儿老朋友看不下去，托关系托到当时的权相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头上，纳兰惺惺相惜，伸以援手，这才让吴兆骞在暮年回到了家乡。

好歹都是读书种大学者的&ldo;呆气&rdo;但凡有成就的学者，多少都有几分呆气，往往越是在一般人都不成问题的日常小事上，他们恰恰显得十分笨拙，甚至可以说是弱智。

比如出门不辨起码的方向，分不清左右，不会接电话等等，若让补白大王郑逸梅说起来，可以有一本厚厚的书。

在中国，这类呆气表现最为严重的，据我所知有两位：一位是章太炎，一位是金岳霖。

因为他们两个，一个出门忘了自己家住哪里，一个忘了自己的名字。

章太炎晚年住在上海，靠卖字为生，平时轻易不出门，出门必定有接有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