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上的变戏法文人的舌头文人的舌头是惹祸的根苗，也是谋生的工具。

姑不论众多三家村学究、私塾的教书先生，无日不赖这根舌头为自家换取衣食，就是那些混到庙堂之上的士大夫，无论晋升还是保级，舌头都是离不了的。

我们曾经有过游说得官的年代，那时候的张仪，在被人暴打一顿之后，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舌头还在吗？有了舌头，就挡不住人家滔天的富贵。

后来得官之途改道了，从推荐变成考试，但做官的人，还得要会说话。

做官首先要建言，对政务提出建议和看法。

建言当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但开会的时候，总要说话，这时候面对面的对话，显然更要紧些。

其次是拍马，拍马也一样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当面拍，毕竟立竿见影，喜笑颜开。

其三是&ldo;忽悠&rdo;，想法让别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

这当然非得直接而且当面才会有效。

不过，但凡要说话，就有风险，马屁也有拍到马腿上的时候。

某些居心叵测的皇帝，比如朱温和朱元璋，还经常设套引诱臣子来拍，然后安个欺君的罪名杀了。

比如朱温就曾经跟臣子说，柳木做车轴好。

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

朱温马上大怒：你们玩我，柳木怎么能做车轴，车轴必须用枣木做！

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变了鬼。

至于建言和忽悠，危险就更大，尤其是面对君主的时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哪根龙须，人家龙颜大怒，自家吃饭的家伙就没了。

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说，做官要多磕头，少说话。

少说话还是得说，为了防止说错，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ldo;模棱&rdo;，含含糊糊，藏头缩尾，到处留下活扣，见机行事，看风转舵。

这些说话的&ldo;经验&rdo;，一提起来大家就痛心疾首，大批特批，说实在的，其实这些招数，多半是皇帝老儿逼出来的，又要让人说，说错了就要挨整，不想点辙可怎么混呢。

最惹祸的舌头，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

上司说东，他偏说西，上司说西瓜好，他偏说南瓜也不错。

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狱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训的，就是断不了根。

这样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的不对，给皇帝提意见的，学名叫诤谏；一种是自说自话，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连一般人听了都受不了。

第一种比较常见，在明朝之前，朝廷里设有专门官员，专职干这个。

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

这种事情，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时期，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就动静特别地大。

比如东汉后半段，外戚、宦官换着专权，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闹学潮，一浪接一浪。

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打的打，杀的杀，抄的抄，赶的赶。

明朝中叶以后，宦官再一次专权，这一次更厉害，干脆做了&ldo;立皇帝&rdo;，士大夫又嚷了起来，结社集会，不依不饶。

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干脆扒了裤子当廷打屁股，一直打到稀烂，断了气。

然而，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但是却对统治意识形态不敬的，所谓，&ldo;得罪名教&rdo;者。

东汉的王充，非孔刺孟，由于当时法网不严，让他滑了过去。

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混说什么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当爹的制造孩子，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而子之于母，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

结果被曹操办了，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并提前见乃祖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