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糙糙结束。

洗碗的声音轻得不能再轻。

随后，家里的灯都熄掉。

月光开始照耀。

&ot;声讨&ot;仍在继续。

全家人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坐在月影里，默默地听着，不去反驳，不去制止。

爸和妈偶尔去窗边望望，只盼那孩童的游戏自生自灭，惟恐引得大人们当真。

主要的问题是，从那天起，没有人跟玩了。

从那天开始，小姑娘害怕起大喇叭的广播，怕广播中会出现她的名字。

那时候广播喇叭无处不在，吊在楼顶，悬在杆头，或藏在茂密的树冠里。

那个夏天剩下的日子，七岁的小姑娘常常独自走进花园，对着寂静的花糙，对着飞舞的蜜蜂和蝴蝶，对着风，祈祷，对着太阳诉说自己的无辜，或忠诚。

&ot;那天我错了，但我不是那样想的。

&ot;

&ot;我真的不是那样想的，向毛主席保证！

&ot;

&ot;我是怎么想的，毛主席他不会不知道。

&ot;

她听见蝉歌唱得悠然，平静，心想大概不会有什么事了。

她听见大喇叭里正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心想，看来不会有事了。

她知道，一般出事前总是播放&ot;拿起笔作刀枪&ot;那样的歌，歌一完，广播里就会说出一个人的名字，说他干了什么和说了什么，说他是反革命。

可现在没有，现在并没播放那样的歌。

是吗？再听听。

没错儿，现在又播放样板戏了。

小姑娘长长地吐一口气，坐下，看天边的晚霞慢慢暗淡下去。

但是，没人跟她玩了。

这才是真正的恐惧。

她盼望着有人来跟她玩。

但她盼望的并不是游戏的快乐，而是孩子们能够转变对她的态度。

这才是真正的疑难。

一颗七岁的心，正在学会着根据别人的脸色来判断自己的处境。

一颗七岁的心已经懂得，要靠赢得别人对你的好感，来改善自己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