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乡的第二年，三弟也下乡了。

我和三弟省吃俭用寄回家的钱，几乎全都用以支付哥哥的住院费了。

后来四弟工作了，再后来小妹也工作了。

他俩的学徒工资头三年每月十八元。

尽管如此，还是支付不起哥哥的常年住院费，因为那每月要八十几元。

但毕竟的，我们四个弟弟妹妹都能挣钱了。

幸而街道挺体恤我家的，经常给开半费住院的证明。

而半费的住院者，院方是比较排斥的。

故每年还有半年的时间，哥哥是住在家里的。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家里的窗上安装了铁条，钉了木板，玻璃所剩无几；镜子、相框，甚至暖壶，一概易碎的东西一件没有了；菜刀、碗和盘子都锁在箱子里。

我发现，母亲额上有了一处可怕的疤，很深。

那肯定是皮开肉绽所造成的。

我还在家里发现了自制的手铐、脚镣、铁链。

四弟的工友帮着做的。

四弟和小妹谈起哥哥简直都谈虎变色了。

四弟说哥哥的病不是从前那种&ldo;文疯&rdo;的情况了。

而母亲含着泪说，她额上的伤疤是被门框撞的。

那时刻，我内心里产生了憎恨。

我认为哥哥已经注定不是哥哥了，而是魔鬼的化身了。

那时刻，我暗自祈祷：上帝啊，为了我的母亲、四弟和小妹的安全，我乞求你，让他早点儿死吧！

以往我回家，倘哥哥在住院，我必定是要去看望他两次的。

第二天一次，临行一次。

那次探亲假期里，我一次也没去看他。

临行我对四弟留下了斩钉截铁的嘱咐：能不让他回家就不让他回家！

我的一名知青朋友的父亲是民政部的领导，住院费你们别操心，我要让他永远住在精神病院里！

我托了那种关系。

哥哥便成了精神病院的半费常住患者……

而我回到兵团的次年，成了复旦大学的&ldo;工农兵学员&rdo;。

这件事，我是颇犯过犹豫的。

因为我一旦离开兵团，意味着每月不能再往家里寄钱了，并且，还需家里定期接济我一笔生活费。

我将这顾虑写信告诉了三弟，三弟回信支持我去读书，保证每月可由他给我寄钱。

这样的表示，已使我欣然。

何况当时，我自觉身体情况不佳，有些撑不住抬大木那么沉重的劳动了，于是下了离开兵团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