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对追究细菌战犯不感兴趣，他的兴趣是要搞清731部队的秘密。

他许诺，只要731部队成员积极提供情况，可以&ldo;不作为战犯追究&rdo;。

要求审问石井四郎的请示未允准，理由是证据不充分。

就是在这个时候，盟军的化学部主任马歇尔上校被介绍给了莫罗。

这大既是个暗示：追究细菌战不行，追究化学战似乎还有可能。

莫罗好像就做了这样的理解。

所以，此后莫罗到中国收集证据，便把重点放在化学战上。

重点还有&ldo;九&iddot;一八&rdo;事变、&ldo;七&iddot;七&rdo;事变的一般背景，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剥削、南京大屠杀、贩卖鸦片等。

莫罗由中国检察官向哲濬陪同，与美国法官萨顿等在中国转了一个月，先后访问了上海、北平、重庆、南京。

细菌战之父用细菌赎命（2）

回到东京后，莫罗向基南提交了一份《中国旅行报告》。

报告除列举对诸方面调查到的情况外，还特别指出，日军使用过毒气。

至于这一点，他弄到了日军俘虏的证词、中国外科医生的证词、被芥子气毒死者的照片、中国国民政府关于日军毒气伤害36968人（2086人死亡）的记录。

莫罗在东京又写了一份专题报告《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一般说明》。

这份报告指出，日军在1938年淞沪战役中首次使用催泪性气体和呕吐性气体。

此后毒气战例频繁，尤其在进攻武汉时，日军肆无忌惮地开始使用剧毒的糜烂性毒气和路易氏毒气。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历年使用毒气达1312次。

这个数据确实不完全，它没有包括用毒气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屠杀。

1994年，《朝日新闻》报道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保管的微缩胶卷，这个从未公开的胶卷证明，日本军部曾发布在中国使用猛毒毒气的命令，自&ldo;七&iddot;七&rdo;事变到日本投降，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达2911次，伤亡人数达8万之众。

在众多的证据中，日军中枢机关撰写的《日中战争中化学战例证集》是极有价值的资料，它证实了日军对毒气武器的研究开发、制造、教育、实战使用等有计划的过程，并证实了日军军部对化学战的指导。

在这份资料记载的40个战例中，宜昌攻防战应该算是突出的：1941年秋正值第一次长沙战役，乘日军在宜昌的兵力薄弱，蒋介石严令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夺回宜昌。

驻宜昌日军被完全包围，濒临全军覆没，于是孤注一掷，向围攻的中国军队发射了包括芥子气在内的大量毒气弹，才保住了占地不失。

证据结结实实地握在莫罗的手里。

然而他又空忙乎了，他起诉的愿望又被压制了。

就是对化学战也不予追究。

检察方面不起诉，法庭便谈不上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