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九个月，他的医生跟他确认过。

第一个警报，第一个肿瘤，已经在八年前悄悄潜入他的肝脏里了。

医生对他的食道进行了清理，就像人们用高压水枪进行清洁一样，但是肿瘤的酸雨还是继续滴落在胰腺、肺和胃上。

肿瘤赢得了胜利。

他甚至一度认为肿瘤会提前取得胜利，他曾一直相信他活不过退休后的五年，因为拜耳的会计那时通知他，从他离开公司之日起，他每月将领取一笔三百马克的补助，因为在他的职业生涯期间，曾暴露于一些致感染的产品、溶剂和污染物。

他在岗位上工作了十五年，他那时是干部，通过屏幕对生产线进行监管。

对于拜耳公司来说，幸运的是，当他退休以后，从事产品的装运和装卸以及清洗生产池的工人的工资要比他的低很多。

他瞥了一眼后视镜，想看看乘客们是否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

帕尔玛肯定已经明白了：红色的富埃果，在gps上显示的目的地，她的外孙女在后面，线索很明确。

瓦伦蒂娜也一定已经明白了，她现在什么都知道了，她已经读了她妈妈的日记。

她们仍然保持着冷静。

只是像两棵绑在一起的圣诞树，除此之外她们又能做些别的什么呢？恐怕只能希望这是一次虚张声势的行动，一个糟糕的玩笑，一场戏……或者希望1989年以后，佩特拉·科达悬崖的栏杆已经被加固了。

车子经过了尼奇亚雷多海湾，雅各·施莱伯保持着加速。

最近几天，他一页一页地重读了克洛蒂尔德的日记，重新激起了他仇恨的余烬，尽管多年来它从来没有完全熄灭过。

他的儿子，赫尔曼，不应该对任何事情负责任。

所有这一切，都是玛利亚·琪加拉、尼古拉斯、赛文、奥莱丽娅的错，是所有在1989年夏天聚在一起的那群年轻人的错，是他们的蔑视、他们的自私造成的错误。

他没有编造任何东西，克洛蒂尔德在她的日记中对这一切进行了完整的记录。

是他们滋养了这种愤怒、这种嫉妒、这种疯狂，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

他的儿子是一个善良、认真、勤劳、受过良好教育的男孩儿。

在莱丝·梅特娜天主教学校读中学，在勒沃库森的维尔纳·海森堡读高中，从六岁起参加小童子军，不到十五岁的时候就加入了先锋队，手中总是有一块用来雕刻的树皮，口袋里总有一颗闪闪发光的小石头，牙齿缝里总夹着一片菜叶。

赫尔曼比一般的孩子更温顺。

他喜欢音乐。

他喜欢美丽的东西。

他学习乐理，学习小提琴。

在摩斯布鲁克博物馆，他在一个退休的水彩画家开的工作室里学习，画海军陆战队员，画苍白的天空，他用色很淡。

赫尔曼是雅各唯一的儿子。

他喜欢为自己单独创造一个世界，用偶然收集的宝藏建造自己的宇宙；他没有在自己房间的墙上贴网球明星、歌星或者一级方程式赛车手的海报，而是他月复一月慢慢补充完整的十几页的植物标本集。

十岁那年，他有了一个宏伟的收藏心愿，他要收藏星星，所有他能找到的星星、海星、装饰圣诞树的金色星星、警长的星星，照片中在森林深处夜空里的星星，旗帜上的、海报上的、小说里的星星。

赫尔曼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他被慕尼黑理工大学应用艺术学院录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