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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为了我们才分外爱惜生命、恐惧疾病的呀。
当时我仅仅以为她是怕我为难,以她老迈的有病之身,自己承担了自己手术的责任。
其实她坚决要求手术还有无法衡量的大爱在里面――但她觉得再不能呵护我,不但不能呵护,反过来还可能成为我的累赘的时候,就宁肯冒着下不了手术台的危险,也不愿那样活着连累我。
回到病房以后,我趴在她的膝上再也忍不住地大哭起来。
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似乎又进入了精神麻木的状态。
我还暗暗地想,幸亏她的精神已渐麻木,否则这生离死别的痛苦给她的刺激就太大了。
可是手术后的一天她突然对我说:“那天晚上,你哭得我心里好难受啊。”
原来她心里什么都明白,她不过是强忍着自己的悲伤,免得再增加我的悲伤就是了。
※ ※ ※
这一生也算碰到过不少难事,但都没有像让妈接受手术、还是不接受手术让我这么作难,这么下不了决心。
为此我将身比身地问过甲大夫和王集生大夫,“如果是你们自己的母亲,这种情况下你们同意、还是不同意手术?”
他们的回答都是“不同意”
。
这更增加了我的犹豫。
天坛医院的老专家、陈炳煌教授正好也住在综合二病房,等做换胯关节的手术。
见我急得团团乱转,既无临阵的经验,又无人可以商量,更没人可以帮着拿个主意很是同情。
他看了妈的片子、了解了妈的病情后主动对我说:“实话对你说,医生既然肯做手术,就有相当大的把握,否则他是不会同意手术的。
哪个大夫愿意病人死在自己的手术台上?当然他要把丑话说到前头,万一将来出了问题,免得病人家属纠缠不休。
我的意见你还是签字吧,再不手术你会后悔的。
这是你母亲最后一个机会了,现在她的身体条件还好,大夫对她的病情也比较熟悉,罗世祺主任是国内这方面手屈一指的专家。
要不是看你这样孝顺母亲、爱母亲,以至让我感动的话,我作为这个医院的大夫,是不该给你出这个主意的。”
我实在并不孝顺,我只是非常爱妈而已。
爱和孝顺是两回事。
孝顺除了牺牲、奉献,还有很多技术环节上的问题。
那几天我不断去找陈教授咨询。
“罗主任说,我母亲的脑子已经软得像豆腐渣了,手术时难免要把脑子托起来。
这一托可能就会把脑子托出两个窟窿。”
陈教授说:“一般说脑软化,并不是脑子软了,而恰恰是脑子硬化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