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章川岛的通信计有六十余封,娱乐调侃中,关于厦大,关于中山大学,关于他与顾颉刚的矛盾、官司以及与太阳社论战、30年代初参加左联,这一段生活在写给章川岛的信中都有详尽的展示。
川岛章廷谦解放后在北京大学教书,1954年批判俞平伯时,他向王瑶发议论:&ldo;俞平伯写东西,出发点并不是坏的,就是没和政治联系,一经分析就坏了。&rdo;&ldo;从俞平伯那里开刀来批判胡适思想似乎不太恰当。&rdo;&ldo;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当时是好的。&rdo;结果被人写进汇报向上反映。‐‐他忘了鲁迅早在1927年通信中就告诉他的话:&ldo;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此所谓&lso;人&rso;者,生人不必说,即可疑之熟人,亦包括在内。)并且积下几个钱来。&rdo;当时在北大,章川岛被目为&ldo;落后教授&rdo;。
写信,给什么人,写信人因对象不同而在信中有不同的形象呈现。与曹靖华通信的鲁迅,兴奋于那个遥远的新的国度‐‐苏联的一切,渴望着也进行着与异域文化的交流;与青年木刻家们通信的鲁迅,沉浸在艺术世界,期盼中国美术技艺进步;与郑振铎通信的鲁迅,是意欲保存国粹,印《北平笺谱》不惜重金、连富家子邵洵美亦惊得咋舌;与胡风通信的鲁迅,是被举为左联盟主却有一肚子苦水要吐……不同的信,不同的侧面,构成丰满的鲁迅形象。
还有时光流逝带来的改变。鲁迅晚年对于青年人如萧军、萧红,仍如早年对待李秉中们的热诚,但岁月的痕迹悄然改变着鲁迅形象。与李秉中通信的鲁迅还有着年轻的语气,而与两萧通信中的鲁迅已然有父辈的慈祥了,萧红甚至常常想到她的老祖父。
当然也有岁月不能更改的老朋友的交情,比如许寿裳。两人从年轻到老一路走来,彼此了解,无需在信中剖白;有事相帮,有话直说;即便多时不见,亦不相隔,如&ldo;弟等均如常,但敷衍孩子,译作,看稿,忙而无聊,在自己这方面,几于毫无生趣耳。&rdo;(1935年3月23日信)这样的不昂扬、不风趣、不讽刺揭露敌手、淡然平常却沉郁之至的牢骚话,想来也只有向老友说说。
文人与政治的纠结
一
1927年底,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演讲,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考虑到不久前国共合作破裂,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的大背景,这个题目相当敏感。鲁迅当然不会赤膊上阵,他有&ldo;铠甲&rdo;:其一是纯然谈理论;其二是举例子都是外国的,不涉及中国现实。
在鲁迅看来,政治与文艺本质上相反对,文艺不安于现状,政治却要维持现状,文艺要不平而鸣,政治要你听命令、少开口。文艺与革命有相同之处,都不满现实,哪怕是革命后的现实。比如俄国作家叶赛宁、梭波里都曾呼唤革命,十月革命后却不满于苏联现实,最终都自杀了。文艺家敏感,先于别人感受到痛苦,叫嚷起来,给政治家的太平盛世制造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鲁迅的论断是超前的有预见性的。当时的蒋介石忙于军事剿共,还无暇顾及文化钳制,不过也不远了,不久之后,鲁迅就将痛切地感受到国民党政治高压之酷烈。&ldo;左联&rdo;五烈士的死,令他锥心泣血,艰于呼吸,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而他自己&ldo;弄文罹文网&rdo;,在国民党书报检察官的监视下,不得不频繁变换笔名,曲笔写作他的&ldo;伪自由书&rdo;和&ldo;准风月谈&rdo;。即便如此,他的文章仍不免时遭检查官芟夷,在报纸上&ldo;开天窗&rdo;,留下他与政治暴力对抗的文本痕迹。看他30年代书信,随处可见他的激愤与无奈‐‐
&ldo;……作随笔一篇(《病后杂谈》),约六千字,所讲是明末故事,引些古书,其中感慨之词,自不能免。今晚才知道被检察官删去四分之三,只存开首一千余字。由此看来,我即使讲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也必不能满他们的意,而我也确不能作使他们满意的文。&rdo;(1934年12月25日致赵家璧)
他的杂文集《二心集》由书店送检之后竟被删去三分之二,支离破碎,书店还打算题名&ldo;拾零集&rdo;出版,鲁迅气愤地写道,这其实是检查官的阴谋,使你的书不成样子,&ldo;印出去时,读者不知底细,以为我发了昏了&rdo;。(1934年12月26日致萧军、萧红)
翻译也不自由,鲁迅支持办的《译文》杂志,一期介绍果戈理,一期介绍高尔基,到三期就&ldo;得检查老爷批云:意识欠正确&rdo;。(1934年12月4日致孟十还)
&ldo;在文学方面,被压迫的哪里只我一人,青年作家,吃苦的多得很,但是没人知道。上海所出刊物,凡有进步性的,也均被删削摧残,大抵办不下去。&rdo;(1934年11月28日致刘炜明)萧红的《生死场》通不过审查,最后只得与萧军《八月的乡村》、叶紫《丰收》&ldo;非法出版&rdo;。
写不自由,译不自由,古不容论,今不可说,鲁迅气愤地说,他们决计要包庇古今中外一切黑暗了。
有意思的是,在鲁迅死后半个多世纪,改朝换代,时空交错,还有人以虚拟的设问,问毛主席:假如鲁迅活着会怎么样?领袖的回答也干脆:要么不讲话,要么关进牢里。关于这则史料的真实性,一直有人质疑。不过即便是子虚乌有,也反映了按照一定的历史逻辑所做的推理与想象。只要想想1949年后文坛上一次次的政治风涛,就不得不承认。同时,也不能不佩服鲁迅看问题的老辣透彻。他关于文艺与政治的论断,不仅超前地具有预见性,而且超然于不同政党政治之上,揭示了普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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