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生三年

我在社科院读了三年研究生，那三年中，哲学系始终处在颠沛之中，先后搬了三次家。

第一学年在工会干校，地处闹市，又守着一个陶然亭公园，日子过得还比较有意思。

由于住房拥挤，我常到公园里看书和读外语。

觉得闷了，就和一二同学结伴，骑车到处转，看各种热闹。

我还重获了买书的乐趣，外国文学书籍刚刚放开，开始陆续出版，我基本上是见一本就买一本。

从那时起到八十年代后期图书大涨价之前，十来年间出版的此类书，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我搜集得相当齐全。

当时新华书店有一些机关门市部，往往隐藏在某一条小街上，打折出售积压的文革前出版的书，真正价廉物美，我到处寻访这样的宝库，必能满载而归。

与工会干校签订的合同为期仅一年，第二学年一开始，我们搬到了通县北苑旅馆。

这是一家汽车旅馆，俗称大车店，是司机们过夜的地方。

宿舍的窗口正对着停车坪，那里日常停放着几十辆过路卡车。

每天从早到晚，从深夜到天亮，卡车、拖拉机、摩托车的马达声此起彼伏，无休无止，吵得人心惊肉跳。

最大的问题是无法睡觉，每天深夜三时半，就开始响起汽车发动的声音，持续不断，愈演愈烈，终于响成一片。

天天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简直要发疯，遑论静心读书。

因为远离市区，生活也十分单调。

每天晚上，不管节目多么无聊，走廊上那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前总是聚集着许多观众，他们是研究生哪，可是不能怪他们，这是他们唯一的调剂。

受一些同学委托，我给人民日报社写了一封信，反映噪音对学习的严重干扰和我们忍无可忍的心情。

这封信在内参上刊出了，惊动了社科院的领导。

于是，系里赶紧另找地方，从第二学年下学期起，我们搬到了位于石景山区的十一学校。

不久后，整个研究生院撤离北师大，都搬进了十一学校。

毕业前夕，研究生院用地批下来了，在京顺公路边荒凉的西八间房，我们又搬了一次家，住进工地上临时搭建的简易铁皮屋里。

在三年中，不但居无定所，而且课程也很不规范，好在我一向喜欢自学，对此也就无所谓。

全系的大课只有《资本论》，从中央党校请来的教员，我听过一回，讲解的方式是所谓领读，像中学上语文课那样讲段落大意，实在乏味，我再不去听了。

开第二外语课，我选择了德语，这倒是需要听课的，但系里久久聘不到老师。

终于聘到了一位，来自第二外语学院的林先生，这个畸零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开始，很多同学选学德语，当我走进充当教室的小屋时，人已满。

桌边坐着一个人，穿着肮脏的工人服，露出里面油腻黑亮的白棉毛衣圆领，脚上是一双沾了泥浆的旧运动鞋，像一个泥瓦匠。

那天下雨，他戴一顶旧草帽，弓着背，看不见他的脸。

我落座后，弯下腰，才看见了他的许久未刮的脸和一副深度近视镜。

他低着头，说话了，带广东口音，吃力地选择着字眼，常常词不达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