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地方，然而我的幽情却发不出。

它完全为感激之情所掩。

我套用了那一首著名的唐诗，写了两句诗：&ldo;有情最是台城柳，伴我长昼度寂寥。

&rdo;可见我心情之一般。

附近的诸名胜，比如鸡鸣寺、胭脂井之类，我是每天必到。

也曾文思涌动过，想写点什么;但只写了一篇《胭脂井小品序》，有序无文，成了一只断线的风筝了。

长之在星期天当然也陪我出来走走。

我们一向是无话不谈的。

他向我介绍了国内的情况，特别是国民党的情况。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出了很多大员，也有中员和小员，到各地去接收敌伪的财产。

他们你争我夺，勾心斗角，闹得一塌糊涂;但每个人的私囊都塞得鼓鼓的。

这当然会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一时昏天昏地。

长之对我绘声绘形地讲了这些情况，可见他对国民党是不满的。

他还常带我到鼓楼附近的一条大街上新华社门外报栏那里去看中共的《新华日报》。

这是危险的行动，会有人盯梢照相的。

他还偷偷地告诉我，济南一中同学王某是军统特务，对他说话要小心。

可见长之政治警惕性是很高的。

他是我初入国门的政治指导员，让我了解了很多事情。

他还介绍我认识了梁实秋先生。

梁先生当时也在国立编译馆工作，他设盛宴，表示为我洗尘。

从此我们成了忘年交。

梁先生也是名人，却毫无名人架子。

我们相处时间虽不长，但是终我们一生都维持着出自内心的友谊。

1946年深秋，我离开了南京，回到上海，乘轮船到达秦皇岛再转乘火车到了阔别十一年多的北京。

再过三年，就迎来了解放。

此时长之也调来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老知识分子，最初都是豪情满怀，逸兴遄飞的，仿佛走的是铺满了鲜花的阳关大道。

但是，不久运动就一个接一个铺天盖地而来，知识分子开始走上了坎坷不平的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

言必有过，动辄得咎，几乎每个人都被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云。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赤诚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即使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几乎没有人心怀不满的。

总是深挖自己的灵魂，搜寻自己的缺点。

结果是一种中国牌的原罪感压倒了一切。

据我看，这并没有产生多少消极的影响，对某一些自高自大的知识分子来说，反倒会有一些好处的。

这一些人有意与无意地总觉得高人一等。

从建国到60年代中叶&ldo;十年浩劫&rdo;前，中国的老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

北大一向是政治运动的发源地，学生思想非常活跃。

北师大稍有不同，但每次运动也从不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