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赴里从相识到相知,经历了一个艰难的碰撞过程,最终成了肝胆相照的朋友。我对他走过的人生旅程和他正在进行的“填补我国笔迹微机管理空白”的科技攻关活动,有了彻底的了解。
他的名字本来不叫“赴里”,而叫“富理”。当他立下填补我国笔迹微机管理空白的志向时,他便把老父亲在他呱呱坠地那一刻起的,寓“富贵荣华”、“知书达理”于其中,已叫了45年的“富理”这个名字改为了“赴里”,以示他赴汤蹈火,勇往直前,“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的决心。父亲已经作古,他没有征得父亲的同意,也无法征得父亲的同意。他深信,父亲在天有灵,肯定会支持儿子的这一选择。
这是1980年春天的事,时年他45岁。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他用自己的行动从另一方面作了补充:立志不分迟早。照常规思维:人到中年万事休。45岁,日过中天,直逼西山,已是人生休整、回忆、享受的阶段,要干出一番伟业,精力、智慧、时光均不足。而他却认为:人到45岁,正是人生成熟的最佳年华,经受了风风雨雨,跨过了坎坎坷坷,冷暖心头知,黑白眼中晓,后面要走的路与前面走过的路相比较,可以少拐弯,少跌跤,也能少受欺,少遇骗。“莫道桑榆晚,余霞尚满天。”观古往今来,真正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是那些大器晚成者。他从1952年起就参加文字案件的鉴定工作,那时他年仅17岁。28年来,他侦破、鉴定了2600多起案子,每起案子,涉及到多少嫌疑人,他就要鉴定多少人的笔迹。先是将现场的字,其明显的笔迹特征描出来,再描下嫌疑人的笔迹,逐字逐字地比对。浏阳有起案子,涉及到一万多嫌疑人,他没日没夜地伏案半年时间,才鉴定完所有人的笔迹,最终将犯罪分子抓获。也正是从这28年的艰苦实践中他深深感受到:靠传统的人工操作鉴定笔迹,太费时,太费力,影响案件的及时侦破,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损失。如果能利用先进的微机进行管理,人工操作半年的事,微机只需几分钟就处理完毕,那将是超越历史的飞跃。他想到的事,就要去干。这不是空想,这不是蛮干。先进的微机摆在面前,就看如何运用,如何操作。他从事28年文检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他游览名胜古迹,最喜欢的是诗词碑文,他漫步大街小巷,最留意的是门牌匾额。就连在公共食堂买饭买菜,他最爱看的是小黑板上公布菜单的字迹,古人、今人、贵人、凡人,留下的所有笔迹,均纳入他的眼底,既总结出共性,又分析出个性。
他想干的事,一定能干好。他相信自己的力量,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相信,肯定一事无成。要干成一件事,不能没有时间。龚赴里缺少的就是时间。当时,他担任七科科长,日常工作忙得团团转,根本顾不上考虑他的“攻关”。“机会”终于来了,他患胃出血,被送进医院治疗,他抓住这一间隙,设计出了理想的主攻方案。
立志在坚不在锐,成功在久不在速。龚赴里持之以恒十三年,夙愿终成现实。就在我采访他的这年春天,他创造的“笔迹微机管理检索系统”得到了公安部的高度评价,准确率达到98%以上。同年9月,在海南召开的全国公安科技计算机应用评比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他的“笔迹微机管理检索系统”功能齐全,速度快,准确率高,操作简便,代表了我国目前应用计算机管理与检索识别笔迹的最高水平,填补了我国公安笔迹识别技术的空白,因而一举夺得第一名。紧接着,公安部技术职称领导小组对他这个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老公安战士、科技工作者,破格评定为高级工程师;公安大学聘请他担任兼职副教授;湖南省公安厅为他记二等功;湘潭市人民政府给他记大功,并授予市级劳模称号;公安部拨了专款要求尽快推广他的科研成果。
如今,在他的遗像前,在他的灵堂里,在他的骨灰盒旁,更是撒满了鲜花,充满了赞语。1996年4月,公安部追授他为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模;6月3日,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开展向优秀共产党员龚赴里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并追认他为“优秀共产党员”。然而,在他未取得成功之前,在他寻觅、探索的羊肠小道上,却铺满了坎坷荆棘,充满了虎吼狼啸。在我采访他时,他对承受的艰辛、痛苦和有过的迷惘、拼搏作了如下的叙说:
“我认为原有的笔迹鉴定工作很繁重,很麻烦,有先进的电脑为何不利用。我在庐山参加全国笔迹鉴定工作会议,我提出了这一设想,与会的40多位学者专家没有不摇头的。但我既然想到了,我就要了却这桩心愿。当然,从我的知识水平、经费来源、身体条件,都是不适应搞这项科研的。我小时候读到小学三年级时,父亲病逝,我丢掉书本,拿起了讨米棍,此后再没进过学校门。我每月只有几百元的工资收入,妻子下岗在家,亲戚朋友中也没有大款,要弄到大笔经费投入科研是不可能的。我患有多种疾病,随时随地都有倒下再也起不来的危险。不过,我也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我做事有毅力,想干的事就要干到底,谁都阻挡不住,失去的再多也在所不惜。二是我有几十年的公安工作经验,侦破、鉴定的案件有2600多起,这是教授、学者们与我不能比的。我看过很多人的字,积累了几大本,几十万字的资料。无论什么字拿到我手上,我很快就能判断出是出自谁的手笔。三是我肯动脑子,从无懒惰的习惯。
“我的目标是要成功,但我也做好了失败的思想准备。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奋斗者,真正能登上科学高峰取得成功的人只是少数。成功的路,是用失败者的身躯垒成的。我失败了,为后人留下教训,做块垫脚石,以免少走弯路。我甘愿做科学道路上的牺牲者,哪怕身败名裂,哪怕倾家荡产。有了这个思想基础,我在实施每一个工作步骤的过程中,便显得沉稳平和,不急不躁。没有地方给我科研经费,我就发动全家省吃俭用,从牙缝里一分一分地挤,从穿着上一分一分地抠,小儿子恋爱七年,我要他一年又一年地推迟婚期,他已接近而立之年,还没有结婚。全家人将节省的钱,全部供我用于科研。我为了弥补文化水平低的缺陷,对3500多个汉字逐字进行研究从中摸索出规律。在此基础上,我再分析、掌握人们书写的共同特征。人的书写活动是动态表现,随意性比较大,一个人写的字也是千变万化,受各种内外因素影响,文化程度、书写时的心境、身体状况、书写工具、书写姿势、书写速度,等等,都会在字迹上发生无穷无尽的变化。它不像指纹那样固定。例如三点水,就有三横式的,有上一单点,下两联点的,有一点一竖的。有的字可以对照,有的字不能对照。如‘打’、‘我’二字,‘打’字不能与‘我’字相对照。为了确定特征字,我用整整一年的功夫,统计了500多封信,每封信都在500字以上。一个字一页,信中相同的字出现多少次,我就统计多少次。输入电脑的特征字不能太多,那样,不仅检索麻烦,而且被检索的对象也就太多。最终,我从几千个汉字中,挑选出了71个特征字,作为定型的版本。我一个人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七个人五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这中间吃的苦,受的累,简直无法言表。
“这种苦,这种累,都算不了什么。最难对付的倒是人为的障碍和阻力。现在,好些不干事,不管事,不想事的人过得很舒服。正直、肯干事的人,却要吃亏,因为这种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有独立干事的能力,所以就不爱吹牛拍马。不会吹,不会拍的人,弄不好就会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和迫害。有的当权者看起来是知识分子,其实并没有知识,只不过是花钱买了或是用时间混了一张文凭,而这种人最看不顺眼,最嫉恨的就是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生怕危及自己手中的权力。所以,有真才实学的人就被压,就挨整。这点,古人早有总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其实,我算不上知识分子,因为我没有文凭。我只不过是要求自己像真正的知识分子那样,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开始,我的笔迹微机管理检索系统试验是悄悄进行的,全是利用晚上和节假日。纸包不住火。还是被人发现了。有人告我的状,说我用公家的电,用公家的纸,每晚躲在办公室写色情小说,卖给书商,捞钱。湘潭市政法委派任欣武同志来调查,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迫不得已讲了真实情况。任欣武同志为我愤愤不平。
“既然事情已经公开,我要求提供科研场所。可有人就是不给。我趁部分科室搬迁新办公室之机,在这栋旧办公楼的楼梯底下占了这间别人都不肯要的房子做办公室,又从废物堆里捡了几把不是断了腿,就是缺坐垫没靠背的旧椅子,我运用自己年轻时掌握的一点木工技术,拼拼凑凑作了修理,将就着用。
“我申请科研经费,分文不给。我向省公安厅秦宏斌处长、向市政府孔令志市长各要了一万元,到了局里账户上,不但卡着不给,还全部被挪作他用,一分不剩。我当时好心酸,两万元,赌徒一夜就输在牌桌上,大款一夜就花在了夜总会,我搞科研要用两万元,为什么这么困难?
“我一切可以不要,但你无法捆住我的手脚,无法捆住我的心。我是在工作,我不怕。你想我搞不成,我不上这个当,我要以此为动力。我估计还会有更大的障碍和阻力。果然,给我戴上一顶不务正业的帽子,撤了我的科长职务,让我靠边站了几年。在党员重新登记时,我差点成了‘缓登记’对象。总之,有人要整你,处处可以找到借口,红的说成白,白的说成黑。我斗争的办法只有一条,不变应万变。‘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我不管受到什么打击,遇到何种刁难,哪怕泰山崩于前,迅雷震于顶,我还是走我的路,搞我的笔迹微机管理检索试验。只往前走,决不后退。
“这种时候,一个亲切的眼神,一声温暖的问候,对我来说,都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我经受折磨和灾难的日子里,当时的副局长何稚梅、局纪委书记康人全等领导和同志,都在暗中给了我支持。我能坚持不懈地作出努力,与这是分不开的。1990年,我的笔迹微机管理检索试验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眼看一个童话即将成为现实。一贯整我的人又使出新的手段,说我自高自大,说我图名图利。我心里暗暗好笑。这是整人的人的惯用伎俩,当你奋斗时,他千方百计阻碍你;一旦你失败,他站出来指责你没用;一旦你成功,他跳起来斥骂你自高自大、图名图利。我崇拜会种田的农民,我崇拜会破案的侦查员,对妄自尊大的当权者,我不但不崇拜,反而看得一钱不值。面对这种人,我就是要自高自大,我为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赤诚的心血,党和人民据此给我名给我利,我感到光荣,感到骄傲。我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图这个名图这个利。其实一切名利,都要送到火葬场去,唯有人品人格不能丢。我没有上这种人的当,依然大步走我的路,1991年5月,市公安局党委正式通过这个项目,并报国家公安部立项,还调来大学生罗义、谭清辉和从事几十年笔迹技术鉴定工作的老公安肖云升——就是坐在我面前的这一位,与我一起攻关。
“1992年初,局里新调来党委书记、局长傅国保,他这个人个子不高,貌不惊人,但魄力足,心胸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像个当领导的样。他对这个项目全力支持,大开绿灯。要不,我们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重大突破。”
如今距这次谈话已经三年,我仍清晰地记得,赴里说到这里时,瘦削、寡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他激动地拿出许多资料给我看,其中,有他们在1993年1月定下的第一版本。这个版本报到省公安厅,经两场测试,并由长沙、衡阳两市公安局使用了两个星期,获得成功。公安部通过了专家鉴定,评价很高。他还告诉我,全国搞这个项目的有多家,搞成了的只有三家。他和他的同事们是这三家之一。1993年9月,公安部将三家集中到海南岛,进行测试,目的是集中三家的优点,然后以一家为主,向全国推广。那两家都集中几个人,试验了几年,花了几十万元。在这次测试中,龚赴里的笔迹微机管理检索系统的各项指标比他们两家要强。公安部最后确定:将龚赴里的科研成果向全国推广。
龚赴里深有感触地说:“关键时刻,如果没有傅国保局长的鼎力支持,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我恐怕难以捷足先登。”
龚赴里已经领先一步,但感到奇怪的是,在国家公安部拨了专款,要求尽快推广的情况下,他这个怪人却不同意推广。推广,对国家来说,笔迹检验跨入世界先进行列,节省难以估算的人力物力。推广,对个人来说,有了名,有了利,有了别人的刮目相看,扬眉吐气,有了灿烂辉煌,鹏程万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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