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们要讨论的，便是燕国文化思想的根源了，因为历来提到道家的&ldo;方士&rdo;，很自然的，就会联想到燕、齐之间，在战国时期，突然出现许多&ldo;方士&rdo;的问题。

燕国，在周朝，是处在北方穷边的地区，古代幽燕并称，往往用来表示北方边境的称号。

燕国，是周初分封诸侯而建国的，他是与周同姓召公爽之后。

召公在周代的历史上，流传有名的甘棠树下听政的美德，成为历来政治上歌颂与效法的榜样，我们可以想见召公有豁达大度的胸襟，和慷慨不羁的风度，他是一个具有政治道德的大政治家。

他的德化与政风，加上燕国的地理环境，因此便造成燕赵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在战国时期，就成为产生游侠、刺客的名都了。

游侠是隐士的化身，任侠使气，与道家&ldo;方士&rdo;的炼气、炼剑等方术，又是不可分家的技术。

又加燕国的地理形势，本来就与齐、晋交杂相错，所以他们吸收融会齐国的学术思想，那是顺理成章的必然趋势，司马迁作燕世家的结论，便说：&ldo;燕，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灾灭者数矣。

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矣&rdo;了解了燕国历史地理的环境，那么，对于燕、齐之章多&ldo;方士&rdo;，燕、赵之间多快上的原因，也便可以了然于胸了。

再次，我们附带地一谈宋国，便可以了解战国时期阴阳与天道思想发展的成因，以及后世道家认为也是神仙的墨子，和他思想的来源了。

宋国，是在周初分封诸侯而建国的时候，因为周室秉承中国传统文化&ldo;存亡兴灭&rdo;的至德，为了尊崇殷商的后裔，便封殷的贤人微子在殷的故墟，宋国因此而建国，同时，也因此而保存殷商文化思想的部分陈迹。

殷商的末代皇帝纣王，固然残暴雨不仁，但是，殷商的文化，也是中国上古文化演进中的主流，确是源远流长，《尚书》所保留的一篇《洪范》，便是留下殷商文化思想的一部分精神。

殷人的文化，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息，他们崇尚天道、相信鬼神，而且将阴阳、五行的学说上神秘的外衣，拿他与天道、鬼神并论，或者以阴阳、五行做为天道、鬼神的注解，那是生有自来，传统悠久，在段人的心目中，是牢不可破的;一变再变，因此形成后来道家&ldo;方上&rdo;阴阳学说的一系。

它与杞国一样，在春秋时期，都有保留他们祖先文化一部分的传统。

历史所载，武王革命建国以后，将近百年间，还有殷的顽民，并不十分降顺，由此可以想见上古氏族宗法社会的精神，与信仰的力量了。

孔子为了研究殷商文化，曾经到过祖籍之邦的宋国，虽然他很遗憾，感叹来国有关于殷商文化的文献资料，已经无法找到，然而他对于《易经》乾坤之理的了解，以及他对于天道与鬼神观念的思想，多少还是受了殷代文化的影响。

&rdo;至于墨子类同宗教观念的思想，如相信天有意志，相信鬼神有奖善罚恶的权能等等见解，那完全由于他生活长大在宋国，承受殷人崇尚鬼神的文化思想所致，同时他著作的文字章法，既不同于鲁国文学，如孔子、孟子的文章，而且也不同于齐国文学，如管子的文字，近世有人怀疑他是印度人，或来自中东的阿拉伯人，那是可资疑笑的一得之见，未必可征以为训。

此外，在战国时期，秦、晋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便孕育出法家、名家的学术思想，以及产生纵横家捭阖权诈，造成谋略之士的温床。

郑、卫介乎大国之间，环境促使颓废，富于风流浪漫的文学情调。

齐国由于太公吕望道家思想的影响，又受时代的刺激，便多产生军事哲学思想，与军事学术的兵家。

凡此等等，所谓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文化思想的根源，都是各有因缘，互为影响，并非无因而生，笼统一律的。

由于前面的简介，我们简单地分别举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化学术思想的渊源与环境，何以后来会造成这些学术思想，一变再变，融会交流，就统统人于道家?那是秦、汉时期的时代趋势，现在还来不及为它作结论。

我们前面所说的，也只是列举当时的情势，由中国西北部的秦、晋以下，直到东部齐、鲁、燕、赵、宋的文化大势，归纳起来，都属于当时黄河南、北的文化区域，勉强可以叫它为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文化学术思想的概略。

可是必须不可忘记的，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字和言语，犹如诸侯邦国一样，并未统一，所以我们要读秦、汉以上，诸子百家的书，便需要留心了解当时著作的方言音辨，以及地方术语，与不同章法的文字结构的形式，才会清出眉目，大致不会致于尽信书，反被书瞒的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