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爸爸在叶家如此折腾时我还没出生，我见到姑爸爸是在十几年以后，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一个干瘦的老太太，提了点心盒子到我们家来，穿着簇新的带有樟脑味儿的衣裳，刨花水把头发抿得油光水滑，一丝不乱，脑后头的小纂儿上插着一根白玉簪，脚上穿着一双锃亮的小皮鞋。

母亲告诉我说是姑爸爸到了，话语间满是受宠若惊的成分。

姑爸爸满头银发，脸上白净而平整，说话声音很低，很柔和，全没有母亲叙述的那些张扬与矫情。

母亲张罗着沏茶倒水，姑爸爸竟然站起身来接，一口一个美珍地叫着我母亲的名字，好像是嫡亲嫡亲的姐儿俩。

谈话问知道，姑爸爸在给工艺美术厂画彩蛋，她的大姑子在街口摆烟摊，日子勉强维持，依旧是不富裕。

那次姑爸爸来找父亲，是让我父亲到政府去打听情况;说她的儿子小连一走十几年，现在太平了，儿子若是在，怎的也会回来看看老妈的，那是个仁义孝顺的孩子。

若是不在了，政府也应该像对我三姐那样，给家属有个说法。

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当妈妈的怎能心甘!

应该说姑爸爸提出的要求很合理，我父亲绝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听了老太太声泪俱下的倾诉，我对眼前瘦小枯干的姑爸爸充满了怜悯之心;甚至想让父亲将老太太接回家来。

让她在娘家颤养天年，将来由我和我的哥哥们为老姑奶奶养老送终。

父亲说，怎么可能，这里边有个自尊的问题，你姑爸爸是个要强的人。

四

要强的姑爸爸却没养个要强的儿子。

解放军一进城，原本在旧政府干事的大连依旧按原职被新政府录用，一切照旧，甚至连办公桌也没换。

但是大连不干了，他嫌共产党要求太产，动辄开会学习，动辄汇报思想，他没那么多思想可，以汇报，最主要的是他不愿意让谁管着他。

以前在旧政府干事，早上九点上班，十点到岗，温暖的大，办公室，明亮的大玻璃窗，茶房早旱地给沏好了茶，把桌子擦抹得一尘不染，恭候着他的到岗。

他的任务是誊录公文。

可是这公文有时一个月也下不来一件，偶尔下来也是三言两语，十分钟就誊完了。

许多闲傲的时间无法打发，就看《梅花易术》，给人着手相、算命，一天到晚云里雾里地神说。

反正大家都没事干，闲着也是闲着。

共产党一接管，首先茶房取消了，得自包到锅炉房打开水，八点上班得准点到，在签到簿上画钩，一进办公室文件就山一样地堆在桌上了，别说《梅花易术》，就连窗户外头的梅花树他都没工夫抬头看一眼了。

这哪儿成，借着上边要求他们学习打字的机会，他就把工作辞了，说闻不了打字机的机器味儿，一听那啪嗒啪嗒的声音就想撒尿。

说不干就不干，在家闲了两个月又觉得很无聊，首先是手头不宽裕;想听个戏，下个馆子，得跟他妈妈和姑姑要钱。

从老太太们手里要钱他倒没觉着寒碜，主要是不好要，他能要出钱的唯一理由是&ldo;要处女朋友&rdo;。

也的确。

四十大几的大连还是光棍一个。

他妈替他着急，只要是为女朋友的事，要钱从不打绊子，但总是没有结果。

问原因，他说:&ldo;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懒求。

&rdo;

大连长相不错，能耐也不小，就是嘴里没实话。

哪个姑娘，哪个小寡妇也不愿意嫁个说话云遮雾罩，两脚落不到实地的爷们儿。

有一段时间大连常上我们家来，来了也不太有人答理，谁都不待见他，他也不在乎，都知道他没正经事，是混饭来了。

特别是我们家的厨子老王，打心眼儿里瞧不起大姑奶奶的这个儿子。

这个大连，肉包子能吃九个，炸酱面能吃三碗，吃饱了也不走，坐在门道里跟看门老张神聊，东南西北，话题不断。

大连说他睡觉的枕头让耗子咬破了，从破窟窿里竟然掏出一张字条来，上头写着:&ldo;此枕卖与傅家，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被鼠咬破，特记之。

东坝河庞谰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