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施琅忠于清廷收复台湾的时候，满清的&ldo;异族&rdo;色彩已经被儒教文化所代替，因而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正朔。

按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中国的民族问题是教化问题，所谓&ldo;教化&rdo;是指文教化育，这是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

陈寅恪先生用文化民族思想诠释民族问题，他提出，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汉种之问题。

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区别。

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50页。

）在民族问题的血缘、地域和文化这三大因素中，文化之教化居于首位，无论其属于什么血统，也无论其居住于何处地域，皆以&ldo;教化&rdo;即文化，定其&ldo;民族&rdo;之属性。

历史学家陈垣提出了&ldo;华化&rdo;论对民族的文化性做出说明。

他认为说历史上有文化同化的现象，所谓华化即中国文化同化现象。

他具体定义华化之意义，在于&ldo;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rdo;。

华化即指本有自己宗教、文字的异族接受中国内地儒家思想，也包括接受中原文字、习俗等。

华化首先发生在中国汉人区内。

&ldo;华文化&rdo;的中心地在中原，属黄河文化，其对长江、珠江文化区浸润与同化成功，形成中国文化的主干。

华文化的辐射还在继续进行着，进一步影响周边少数民族，使之纳入中华文化区内。

中国国疆版图之形成，主要不依赖武力，而是仁道自成，文教化育，&ldo;近悦远来&rdo;的自然结果。

由此中国文化再越山涉海，向东方照耀，及至形成幅员辽阔的包括日本、韩国、越南在内的汉字儒学文化区，即现在所称的东亚文化区。

近现代中华民族的形成，虽然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标志，但这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依据，最根本的是在于文化决定了中国民族的形成。

清康熙一朝是清朝全面儒化的鼎盛时期，而康熙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符合儒家&ldo;内圣外王&rdo;的君主。

中国历代君主中享受圣祖庙号者，恐怕只此一人。

康熙在位61年，殚精竭虑，勤于政事，用兵临敌，无所畏惧，定三藩，统一台湾，亲征格尔丹，进军西藏，平日力戒骄奢，节用爱民，不尚虚文，力行实政，提倡程朱理学，兼用西方科技。

施琅施琅率领清军渡海东征收复台湾，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

此时距甲申已39年，距南明覆亡也已21年，&ldo;反清复明&rdo;的活动已衰微消歇，明遗民大多垂垂老矣。

这相当于两代人的时间。

可以设想，时过境迁，儒家纲常伦理的依托已经从明朝转为清朝。

例如著名明遗民黄宗羲，甲申后，黄宗羲毁家纾难，组成义军，鲁王任命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又改任监察御史兼职方司主事。

后为左佥都御史，又提升为左副都御史。

清廷曾悬榜缉拿黄宗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