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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1页)

如前所述,乾隆即位之初,继续任用雍正的旧臣。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国务即由鄂张二人留京处理。二人权势,一时远远超过雍正时期。但是能人之间总是难于相容。鄂尔泰与张廷玉二人地位相当,性格不同,凡事都不肯居于对方之下。科名早、资历深的张廷玉有点看不起后来居上的火箭式干部鄂尔泰,性格倨傲、排序又居张廷玉之前的鄂尔泰也不买张的账,因此二人关系十分冷淡,&ldo;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rdo;。(《啸亭杂录》)这种状况,正是开启朋党政治的最佳条件。虽然鄂张二人并无植党的企图,大臣们却各怀揣度攀附之意,满族大臣逐渐开始投奔鄂氏门下以求提拔,汉族大臣渐渐聚集在张氏之门互通声气。朋党之雏形,渐渐出现。就像《啸亭杂录》中所说:&ldo;上之初年,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rdo;雍正皇帝一生以打击朋党为务,他一生打掉了诸王党、年羹尧党、隆科多党,没想到晚年却在自己眼皮底下培育了鄂张两党的苗头。这正是专制政治的自我嘲讽之一例。

在登基后处理的第一个重要问题&ldo;苗疆事务&rdo;中,乾隆一下子就嗅出了朋党的味道。

鄂尔泰在政治上起家,得益于在云贵总督任上大力推行&ldo;改土归流&rdo;政策。但是凡事都易有反复,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改土归流后的贵州苗民因为官府剥削过重再次反叛。雍正皇帝因此对鄂尔泰相当不满,认为是他&ldo;改土归流&rdo;中措施不当所致。遂任命刑部尚书张照为&ldo;抚定苗疆大臣&rdo;,前去讨伐。

雍正皇帝选择张照,有些不妥。因为张照与张廷玉关系颇深,素来是鄂尔泰的反对派。张照到了贵州之后,不在平叛上下功夫,反而花大量时间搜集鄂尔泰在云贵总督任上的&ldo;错误&rdo;,不断汇报给皇帝,意图借这个机会,使鄂尔泰身败名裂。乾隆继位之初,接到张照的汇报后,一眼就看出了这一貌似公允的汇报背后的朋党背景。他在张照的奏折上批道:&ldo;张照以私意揣度,过甚其词。&rdo;

而且由于一意寻找鄂尔泰的把柄,无心军事,平叛战争一再失误。乾隆一怒之下,以&ldo;挟诈怀私,扰乱军机,罪过多端&rdo;为名,把张照调回京师,革职下狱,同时派张广泗代替张照去贵州平叛。

鄂尔泰的朋友故旧闻此消息大为兴奋。因为张广泗与鄂家关系良好,被认为是&ldo;鄂党&rdo;之人。他们认为这是反攻&ldo;张党&rdo;的绝好机会,许多&ldo;鄂党&rdo;人物纷纷上疏,揭发张照的种种错误,企图制造大狱,把张照置于死地。特别是张广泗,他到了贵州后,不断汇报张照在贵州军事行动中犯下的种种&ldo;大罪&rdo;。

乾隆对此早有预料。他在派出张广泗时明确警告说:&ldo;人臣事君之道,唯有据实秉公,无偏无党&rdo;,&ldo;张广泗不可以为新主之重待(鄂尔泰)而有迎合之心。&rdo;虽然张广泗一再攻击,乾隆却没有按鄂党所希望的那样重治张照,而是出人意料地将张照宽免释放,仅仅罢官。第二年又授给他内阁学士,入值南书房。及至乾隆六年(1741年),又使他官复原职,使鄂党人员大失所望。

乾隆此举,也是无奈。在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子之前,他只能沿用雍正遗留下来的官僚机器。为了使这部庞大的国家机器继续正常运转,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维护两党的平衡,缓和他们的相互斗争,采取&ldo;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rdo;的平衡策略。因为一旦两派中不管哪一派彻底失势,必然会兴起大狱,杀掉大批官员,造成人才资源的重大损失和朝廷政局的重大失衡。

为了维持这种平衡,乾隆真是煞费苦心。他在用人行政上,特别注意对鄂张二人一视同仁,不偏不倚。他阅读奏折时,提高警惕,努力甄别他们的建议和施政中的个人目的。他努力使全国官员知道,自己绝不会受朋党因素的操纵。有一年内蒙古额驸(附马)策凌到京,在陛见中向皇帝奏陈大臣忒古尔德尔年纪已老,身体衰弱,请求皇上召他回京,还向皇帝夸奖法敏、富德、常安等人,说他们能力出群,应该重用,特别是富德应该补为随印侍读。乾隆察言观色,以策凌与鄂尔泰友善,判定策凌的这番言论是鄂尔泰主使的。&ldo;此必鄂尔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陈奏也&rdo;。乾隆遂直接质问鄂尔泰。鄂氏奏辩说并没有嘱咐策凌说这些事。皇帝并不相信,说:&ldo;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属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尔泰之意,即行陈奏,则势力更重!&rdo;提醒鄂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清稗类钞》《清高宗实录》)

乾隆五年(1740年),刑部侍郎职位出现空缺,乾隆本来想批示被罢官的张照担当此职。但那一段时间鄂尔泰因事没能上朝办事,只有张廷玉一人在皇帝身边,而张照平素又被归为张廷玉一党。皇帝&ldo;恐人疑为张廷玉荐引,是以另用杨嗣璟&rdo;,以后又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才起用张照。他之防范朋党,小心到如此程度。

乾隆五年,皇帝已经出色地结束了政治实习期。他不再是对繁杂诡谲的政治局面一头雾水的政治新鲜人。上手很快的他对大清帝国这架机器的性能有了深入了解,对每一个零件都了然于胸。

皇帝对鄂尔泰和张廷玉不再那么须臾离不开了,对他们的政治建议不再像以前那样言听计从,在用人行政中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自主性。坐稳了宝座的皇帝觉得自己可以深入解决朋党问题了。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皇帝降下长谕,公开指出目前的局势有党争的危险。他历数了鄂尔泰为人不谨之处,要求全体大臣们小心警惕,不要再结党。他举例说,永州总兵崔超潜获罪交于刑部处理,鄂尔泰认为崔氏有可谅之处,密奏为崔氏求情,乾隆听从了鄂尔泰的意见予以从宽处理。事情过后,外面大臣纷纷谈论鄂尔泰的功德。乾隆十分不悦,以为鄂尔泰既然密奏获准,则应恪守秘密,怎么能漏泄于人,向被宽之人示恩?这并非中枢大臣所当为,而是植党树私的开始。由此他评价&ldo;是鄂尔泰缜密之处不如张廷玉矣&rdo;。他公开以此告诫鄂&ldo;嗣后言语之间,当谨之又谨&rdo;。

他直言不讳地说:

从来臣工之弊,莫大于逢迎揣度。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简用之大臣,为朕所倚任,自当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谅亦不敢存党援庇护之念。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若如众人揣摩之见,则是二臣为大有权势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视朕为何如主乎?……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全节,永受国恩,岂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积月累,实所以陷害之也。(《清高宗实录》)

这道谕旨是乾隆即位以来首次正面触及朋党问题,语重心长,有些辞锋暗含杀机。然而,官场上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皇帝的一道诏旨,当然不可能使大臣们之间的恩怨情仇一朝烟消云散。特别是鄂尔泰为人素来倨傲张扬,乾隆帝此谕虽当时使他不寒而栗,但过后又置于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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