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兵入关后，随着政治中心南移，大批满族贵族、官吏、满蒙汉八旗官兵随之涌入北京。

从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政府颁发&ldo;圈地令&rdo;，至顺治四年正月，先后三次大规模圈占土地，把近京各州县的无主荒地分给各满族贵族，这实际上是对汉族人民的野蛮掠夺。

与此同时，清廷还配合实行&ldo;投充法&rdo;，即允许各旗收纳失去生产手段的贫民，充作&ldo;役使之用&rdo;。

投充法实质上是逼迫汉族农民依附于满族贵族，补充扩大农奴队伍。

被掳掠的农奴不堪虐待，纷纷逃亡，为此清廷又颁行了&ldo;逃人法&rdo;，规定&ldo;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

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

邻右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

&rdo;&ldo;圈地令&rdo;和&ldo;投充法&rdo;维护了农奴制生产方式，厉行&ldo;逃人法&rdo;，则把农奴牢牢禁锢在庄园里。

清军入关后推行的这一系列弊政，再加上对其他各民族施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激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顺治二年，清政府又颁布&ldo;薙发令&rdo;，强令废除明朝衣冠、剃发梳辫，改从清制，以此作为进一步确立满族贵族统治的象征，更激起了各地、各阶层人民的激烈反抗。

为了避免与汉族人民的矛盾骤然加剧，清廷又宣布暂缓一年执行。

占领南京以后，清廷认为心理上征服广大汉族人民的时机已经成熟，再次颁布&ldo;薙发令&rdo;，所征服的地区，以十日为限，&ldo;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rdo;。

这种高压政策使得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反抗情绪更加高涨，未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抵抗更加顽强。

而且，其时的汉人视满人为外来民族，称之为&ldo;狄&rdo;、&ldo;虏&rdo;。

在他们心目中，只有明朝才是汉人的正统正朔。

此时原来反明的农民起义军转而拥明抗清；原来企图联合清军镇压起义军的明王室转而联合农民起义军，抵抗清军。

福王的弘光政权失败后，明室遗臣先后拥立鲁王、唐王、桂王等宗王，在两广、福建地区举起抗清复明旗帜，各地民众纷纷以&ldo;反清复明&rdo;为口号，进行抗清斗争。

一些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汉民族气节，义不降清，甚至奔走呼号，并积极参与抗清斗争。

清代著名思想家、诗文家顾炎武，以及同时代的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都参加过抗清斗争，并始终不愿应召到清廷做官。

清兵占领北京后，一批汉族官绅纷纷南下，遂在江南一带形成了以汉族大地主阶级为主体的政治中心，史称南明政权。

1644年5月，崇祯帝的从兄福王朱由崧由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拥戴，在南京称帝，建元&ldo;弘光&rdo;。

弘光政权建立于危难之际，寄望于南方各拥有重兵的将领维持江山，于是封郑芝龙为&ldo;南安伯&rdo;，他手下的将领也各有升迁，施琅遂任副总兵。

&ldo;生于忧患，死于安乐&rdo;，这句话对弘光小朝廷来说是最恰当不过了。

弘光政权建立后，没有制订出正确的对付清政府和农民军的策略，而是一厢情愿地想&ldo;借虏平寇&rdo;，竟天真地遣使赴北京&ldo;酬虏通好&rdo;，遭清政府断然拒绝。

然而，弘光政权毫无警醒，满足于偏安江左，满足于江南富庶的物质生活，享受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其腐朽程度较之崇祯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统治阶层内部矛盾也日趋尖锐。

弘光小朝廷大肆勒派军饷，增加赋税，甚至公开卖官，贿赂公行，政治腐败到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