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敬爱的两位老师的最后消息，都在我行李倥偬的时候传到。

这偶然的事，在我觉得很是蹊跷。

因为这两位老师同样的可敬可爱，昔年曾经给我同样宝贵的教诲;如今噩耗传来，也好比给我同样的最后训示。

爸爸对这两位老师的感情确实非同一般。

平时经常对我讲他们的事。

关于弘公的回忆，后来他都写成文章。

这一回，爸爸也对我讲夏先生的事。

他说：

夏先生是对世事多愁的人。

他看到周围的亲友发生什么不快的事，都要真心地为他们担忧。

这八年来他处在水深火热的上海，不知道添了多少忧愁。

唉，听说有一个时期，他们家里一天只吃两顿饭，就是我们叫&ldo;扁担饭&rdo;的。

……过这样的日子，怎能不促使夏先生早逝!这一笔账，也要记在日本侵略者头上!

我听了这番话，暗自思忖我们一家幸亏逃了出来。

不然的话，爸爸一定也会遭难。

因为他懂日文，名气又响。

如今我们能平安地回老家去，真是万幸!

可是为了回家乡，爸爸简直和逃难时一样操心。

后来他终于作出决定：&ldo;人家都走空中，走水路，我走陆路;人家东归，我先北上，然后走陇海路!&rdo;

第三章湖畔小屋时期

比逃难还辛苦

1946年7月上旬，在胜利后将近一年时，我们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托庇我们近四年的山城。

逃出来是10个人，走陇海路回去的是8个人：爸妈，我和元草哥、恩狗，以及先姐慕法哥带着他们的长子宋菲君。

菲君那时才4岁，吃饭时，爸爸用一部两本头的《辞海》垫在凳子上，让他坐高些。

这部《辞海》本来是给恩狗垫着坐的，恩狗已8岁，可以让给他外甥用了。

爸爸在浙一师时的同学周元祥之弟周元瑞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同行，倒也热闹。

一路在餐馆吃饭时，周先生总要他们上一个&ldo;高汤&rdo;。

我们后来才知高汤是免费的，味道倒也不错。

我们先坐长途汽车到绵阳。

在绵阳等候摆渡，一等等了4天。

记得那时我们住在一家旅馆里，被头上有黄迹，妈妈闻闻看，说是屎的臭味。

我们习惯了种种苦难生活，都不在乎。

我还记得慕法哥去菜市买一条大鱼来，做鱼丸给大家吃。

久不吃水产的大人们都很高兴，只有在缺少水产的川贵长大的我，并不觉得这是享受。

摆渡后经剑阁，大雨倾盆。

车顶的行李湿透了，无法使用，只得拿下来卖给当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