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爸爸总算开始准备行装。

这么多书是带不了啦。

只能选几本重要的。

铺盖衣服是必须带的。

还有……啊呀，还有钱，那可是出门最重要的。

爸爸在《辞缘缘堂》一文中说：

这晚上检点行物，发现走路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准备：除了几张用不得的公司银行存票外，家里所余的只有数十元现款，奈何奈何!六个孩子说：&ldo;我们有。

&rdo;他们把每年生日我所送给的红纸包通通打开，凑得四百余元。

其中有数十元硬币，我嫌笨重，给了雪雪。

其余钞票共得四百元。

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我每逢儿童生日，送他一个红纸包，上写&ldo;长命康乐&rdo;四个字，内封银数如其岁数。

他们得了，照例不拆。

不料今日一齐拆开，充作逃难之费!又不料积成了这样可观的一个数目!我真糊涂：家累如此，时局如彼，余不趁早领出些存款以备万一，直待仓皇出走时才计议及此。

幸有这笔意外之款，维持了逃难初步，侥幸之至!平生有轻财之习，这种侥幸势将长养我这习性，永不肯改了。

次日，值得纪念的1937年11月21日，上午染坊店的阿康师傅从石门镇奔来，说缘缘堂门口已架了机枪，木场桥堍摆起了大炮，听说桐乡已经开火了。

（阿康后来在梅纱弄里碰着日寇，被刺死于刺刀之下。

）大人们整理了行物，凡不易带而且可以不用的，通通分送了村人，只带两担铺盖、一只箱子。

下午，丙伯的船开到。

我家除父母和六子女外，加上满娘和外婆，共十人。

平伯同行。

还有染坊店的章桂，爸爸喜其年轻干练，征得他本人和他父亲的同意，也一起走。

我事后听章桂哥说，他爸爸给他20元供逃亡用。

那时候20元是个大数目，难为老人家省出来给儿子。

章桂哥把它珍藏在鞋底。

可是一路奔波，竟把这来之不易的20元踩成了模糊不清的碎屑。

怀着痛心的惜别情绪，我们离开了南圣浜，往四五公里以外丙伯的家乡悦鸿村进发，开始了行程数千里、长达九年的流亡生活。

那时我们几个孩子什么也不懂，只觉得很好玩：经常换地方，看到新鲜的东西，美丽的风景。

一路生活虽然苦些，但小孩似乎适应性强，不在乎。

在潇潇暮雨中，傍晚船到了悦鸿村。

这么多人都在丙伯家吃晚饭。

丙伯的父亲有两个都已成家的儿子，决定留下长子一家，让丙伯一家三口跟我们走。

那天我们这么多人竟还在他家睡了几小时。

半夜起身，丙婶妈把钞票缝在孩子的棉衣领里、背心里和袖子里了。

他家又为我们办了两桌半夜饭，15人匆匆上船。

之所以半夜开船，当然是为了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