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主要是因为王朔的生活圈子特别有限，他是大院里的公子哥儿，对于这样的院子，我知道它仿佛就是&ldo;世外桃园&rdo;，很能把一个人局限了。

加之他那点残缺不全的教育和对历史等等的一知半解、隔岸观花，造成了他阅历与思想方式上的狭隘、偏执;老红卫兵血统未作根本清除，进一步养成了他那种似乎满不在乎，实际上是北京小人物谋生时玩的小智慧、小伎俩之心性‐‐但凡批别人之前，他总要先抽自己的嘴巴，以防外人打他时处于被动地位，所以，满不在乎的背后，其实是很在乎的，进而，它向我们透露在王朔的精神、意识深处并无什么宽容，他更不解现代意义上的&ldo;宽容&rdo;究为何物;后来生计上的不易又把他抛进严酷的纷争里，商人之本性日益显赫，当&ldo;作家&rdo;也是奔着钱财去的。

所有这一切混和起来，又使王朔对于物欲过分&ldo;贪婪&rdo;，不能养成终极意义上的形而上超拔境界，一当面对自己不能认识的东西时，又不懂遮羞藏丑，像余华谈到他的时候所说的，&ldo;挺真诚&rdo;（《文学报》1999年11月11日），结果赤条条上阵，丑态百出、丢人现眼得那样理直气壮，把其他&ldo;小丑&rdo;全给比下去了‐‐在这样的情势下，王朔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ldo;打&rdo;也就免不掉了!

有了上面的分析，依照王朔作品里表现出来的趣味、意识，若是硬性地给他划一个&ldo;阶级&rdo;成分，不妨称之为&ldo;资产阶级&rdo;‐‐王朔意义上的&ldo;资产阶级&rdo;。

据王朔自己讲，&ldo;中国资产阶级所能产生的艺术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们可以学习最新的技术，但精神世界永远浸泡、沉醉在过去的繁华旧梦之中&rdo;，这样我们就有了像王朔那样的疑问：他们莫非都在努力证明自己是&ldo;短命的&rdo;?（《我看金庸》）

幸好王朔的年龄还不太大，他也不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心灵深处的确是诚实的，见识上不去没关系，已有作品的短命亦无足叹息，今后怎样做那才是要紧的。

所以我才想在这儿把郎吉努斯《论崇高》里的一段话献给他，所有的&ldo;资产&rdo;、&ldo;非资产&rdo;&ldo;阶级&rdo;无妨共勉：

究竟人才的败坏应当归咎于天下太平呢，还是更应当归咎于那无穷无极、占住我们全部意念的战争呢，还是进一步归咎于今天兵临城下、围攻我们、蹂躏我们、霸占我们的情欲呢。

要知道，金钱的贪求（这个毛病，目前我们大家都犯得很凶）和享乐的贪求，促使我们成为它们的奴隶，也可以说，把我们整个身心投入深渊。

惟利是图，是一种痼疾，使人卑鄙，而但求享乐，更是一种使人极端无耻、不可救药的毛病。

……人们一崇拜了自己内心速朽的、不合理的东西，而不去珍惜那不朽的东西，上述的情况，就必然会发生。

他们再也不会向上看了;他们完全丧失了对于名誉的爱惜，他们生活败坏，每况愈下，直至土崩瓦解，不可收拾。

他们灵魂中一切崇高的东西渐渐褪色，枯萎，以至于不值一顾。

……在这样多灾多难的时代里，我们还能盼望有这么一个不偏不倚、不屈不挠、富贵不淫的批评家来批判地接受那些可以永世长存的伟大作品吗?

金庸热--奇异的阅读现象

严家炎

若问当今华文作家中拥有读者最多的是谁，大概人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ldo;金庸!&rdo;

金庸作品造就了千千万万个&ldo;迷&rdo;，也带来了许许多多个&ldo;谜&rdo;。

金庸小说最初发表在报纸上，就已拥有大量读者。

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内地都有许多盗印本。

这些盗印本的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

据《远东经济评论》&ldo;文艺和社会&rdo;栏目的资深编辑西蒙&iddot;埃利根所作的粗略估算，光是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这三大市场，历年来金庸小说的销售量，连同非法盗印的在内，累计已达一亿。

所以，金庸小说的实际读者，很可能比上面的数字还要多出一倍至几倍。

1991年我曾在史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做过一点调查。

他们馆藏的金庸小说，几乎都借出过几十次、上百次，&ldo;借书日期&rdo;、&ldo;还书日期&rdo;栏内盖的戳子密密麻麻。

许多书都已被翻看得陈旧破烂。

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已买过两种版本的金庸小说，结果都相似，因为借阅的人实在太多。

我曾经以为男性青年学生才喜欢金庸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