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校内国民党学生特务横行霸道，学校对此纵容包庇，不加理会。

一日，金庸看到这些学生特务又在校园中殴打其他同学，终于忍无可忍，打抱不平，向学校投诉这些学生，并进而对校方也加以指责，&ldo;态度极其恶劣&rdo;。

与壁报事件不同，这次金庸或许已从&ldo;只是少年时代的一股冲动，没有考虑到严重后果的鲁莽行为&rdo;变为有意识地反抗。

不过结果相似：他又一次被勒令退学，金庸在政治学校的学习生涯，就此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金庸以本名写了一篇名为《白象之恋》的小说，以新文学的形式写泰国华侨的生活，获得重庆市政府征文比赛的二等奖，这或许是查良镛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作品。

又一次行侠受挫之后，金庸只好借表兄，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蒋复聪的关系，到中央图书馆谋得一份闲职。

图书馆工作薪水不高，却拥有大量的安静和闲暇时间，金庸因祸得福，在此尽情饱览古今中外名著，而对于那些具有紧张曲折的剧情，精彩的打斗场面和生动鲜明的英雄人物形象的浪漫主义名作，如英文的司各特作品《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大仲马的《侠隐记》、《基度山恩仇记》等，他更是情有独钟。

后来他说，&ldo;我年轻时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

&rdo;他将同情之心给予小人物和弱者，但是仰慕和关注的目光，却更多地落在那些建功立业、行侠仗义的英雄们身上。

抗战胜利后，金庸随家人一同返乡。

然而此刻的他，希望的不是回归童年平静安适的生活，而是开始人生中的冒险与开拓。

于是不久之后，他便到了杭州，到《东南日报》找到一份担任外勤记者的工作，金庸数十年报人生涯，从此开始。

他接下这份工作的原因，是&ldo;本身对新闻报业有着浓厚兴趣&rdo;。

但是，金庸并不以在这个小城市的一名新闻记者为满足，而更希望去上海发展。

依然怀抱外交官之梦，工作不到一年，他即辞职前往上海，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

但是，政局混乱，无论是学法或从政，希望都变得非常渺茫，学校许多学生，未曾修满便不得不提前毕业，金庸也不得不为未来另做打算。

此时，正好出现了一个机会。

1946年秋天，上海《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而应聘者多至三千人，竞争率至于1000∶1。

经过笔试和面试，金庸最终脱颖而出。

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被派往香港。

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他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开始了金庸&ldo;身无半文走香江&rdo;的传奇。

后来的许多传记，都把这件事当作金庸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从此，金庸扎根在香港的土地上，开始他身为报业巨子和通俗武侠小说家的传奇生涯‐‐当时局势动荡，这两支笔只有在香港这一片相对平静独立的小小地域，方能大显身手。

不过他被派往香港，这件事相当偶然：据说当时报社预备派去的是另一个人，只是那个人当时刚刚结婚，不愿远离，才由金庸临时代往。

联想到大陆此后数十年间风云变幻，连金庸自己也不免感叹，当年若他留在上海，命运就将完全不同。

人生充满了这样的转变和偶然，本就毫不奇怪;而金庸终于成功，乃至可以以一种闲适态度，回想议论过往的种种机缘，而当时的困窘尴尬，数十年后看来，也成为平添趣味的逸事。

据说当时他登上开往香港的飞机后，才发现自己竟然身无一文，顿时失色。

幸而邻座是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见他窘态，问起缘故，借了他十块港币，才使金庸渡过难关。

四十五年后功成回望，当年困窘已不复存，而代之以&ldo;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rdo;的志得意满之心。

然而当时，香港尚非后来光彩闪耀的&ldo;东方明珠&rdo;，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与上海相比甚至给金庸&ldo;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