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了把文学当成一种个人抒写，不拘于主义，时代，与事物论理的东西，故在通常

标准与规则外，写成了几本书。

《阿丽思中国游记》，尤其是我走我自己道路的一件证据。

第一卷陆续在《新月》登

载以后，书中一些象讥讽又仿佛实在的话，曾有人列举出来，以为我是存心与谁作难，又

以为背后有红色或绿色（并不是尖角旗子），使我说话俨然如某类人——某类人，明白来

说，则即所谓革命文学家是也。

在外国，有了革命家以外，是不是还有革命文学家，不拘

这名号是自称或同辈相称，我可不知道。

但我知道在中国，把革命文学家而再加上无产字

样，则更其惊心动魄耸人听闻。

近来似乎这类人并不少了，天才之多亦可幸。

鲁人孔某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

吾亦为之。”

在目下，则从文固曾常常患穷患病矣，又知在某种天气下谈某种文学之人，

皆生意兴隆，面团团具富家翁模样，然鄙拙如自己，呐喊喝道非所长，终其生与穷病作缘，

亦命而已。

说话象小针小刺，不过酸气一股，愤懑所至，悲悯随之。

疑心从文为专与上流

绅士作战，便称为同志者，实错误。

担心从文成危险人物，而加以戒备者，也不必。

然而在这样的声明下，亦用不着一些善于活动的青年文学家，把我强迫安置在什么复

辟派与反动派的地位下。

我的作文章，在求我自己美型的塑捏，与悲愤的摆布，成功后的

欢喜外，初初不曾为谁爱憎设想的。

我能自知我自己，比别的朋友为多的，是我不是适宜于经营何种投机取巧事业的人，

也不能成为某种主义下的信徒。

我不能为自己宣传，也就不能崇拜任何势利。

我自己选定了这样事业寄托我的身心，

可并无与人争正统较嫡庶的余裕。